1942年，作家沈樱正怀着3胎，突然得知丈夫竟然拿出家里全部家当3万块，给一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一封信，回娘家休养，不料，丈夫却认为她以孩子要挟，当即怒吼：“走就走，孩子我可以再生！“ 沈樱是严幼韵的同届同学，虽然两人都有转学的经历，但原因各不相同。沈樱原本就读于上海大学，这所学校是一所共产党创办的学校，后来因故被查封，沈樱因此转学。而在上海大学时，沈樱对两位老师印象深刻，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茅盾。 沈樱所在的中文系的女生通常有三样最喜欢的事情，那就是读书、看戏和取笔名，沈樱也不例外。那个年代，中文系的女生追捧的笔名并非像今天的韩寒或郭敬明，而是像周作人和周树人这样的文学巨匠。沈樱读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心中深感佩服，于是她也为自己取了一个极富民国气息的笔名——沉樱。 1934年夏天，沈樱与梁宗岱一同前往日本叶山，享受二人世界的静谧与甜蜜。他们得知巴金有意前来日本，便热情地写信催促他尽快前来。沉樱和梁宗岱于7月17日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刚到几天后，便迫不及待地给巴金写信，信中满是他们对新生活的喜悦与期待。信中提到，他们在东京附近的叶山租了一座精致可爱的日本房子，周围的环境既美丽又宁静，非常适合读书，而交通也十分便利，一小时火车便可到达东京。他们希望巴金在来日本时能够与他们同住，并询问他何时动身。信中的语气充满了期待与热切。 不到一个月后，他们再次给巴金写信，继续表达了对他尽早到来的盼望。信中还带了些生活物品的嘱托，要求巴金带一些火腿、辣酱和皮蛋，梁宗岱附言说道：“沉樱罗罗嗦嗦说了一大篇，想说的话都给她说完了，还有说不完的，希望你早日来再面谈罢。”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期许。 1942年的上海，一份晨报摆在沈樱面前。报纸上赫然刊登着一则新闻：著名学者梁宗岱为粤剧名伶甘少苏赎身，耗资三万元。这笔钱是他们夫妻积攒的全部家当。此时的沈樱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腹中胎儿已有七个月大。 梁宗岱的学术声望虽高，但家庭收入并不稳定。为了维持生计，沈樱开始接一些翻译工作。她白天照顾孩子，晚上挑灯夜读，努力平衡家庭与工作。就在她怀上第三胎的时候，梁宗岱说要回广西老家处理一些家务事。 没想到，这次返乡之行却成了他们婚姻的转折点。在广西，梁宗岱遇到了年仅25岁的粤剧演员甘少苏。这位年轻的戏子身世坎坷，让梁宗岱心生怜惜。一时冲动之下，他竟拿出所有积蓄为甘少苏赎身。 当沈樱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时，她正在为即将出生的第三个孩子准备婴儿用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沈樱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纠缠不休。她只是平静地收拾好行李，带着两个女儿，留下一封信回到了妹妹家。信中，她只说自己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等待第三个孩子的降生。这是一个谦和的请求，也是给丈夫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然而，梁宗岱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认为沈樱是在以孩子要挟他，一怒之下说出了＂走就走，孩子我可以再生＂这样的话。这句话传到沈樱耳中，成为压垮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她再也没有与梁宗岱见过面。 沈从文早早便注意到了沉樱的文学才华。在1931年发表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的末尾，沈从文特别提到，沉樱是其中一位“极有希望”的女作家。那时，沉樱正与梁宗岱保持着亲密的交往，林海音的老师金秉英是沉樱在30年代的朋友，两人常常穿着相同的衣服，一同外出。 五十多年后，当金秉英从林海音那里得知沉樱去世的消息时，她写下了《天上人间——忆沉樱》这篇文章。文章中，金秉英回忆起她和沉樱在离开马彦祥后一起去中央公园散步的情形。那时，沉樱带着她去慈慧殿三号，那里是梁宗岱与他在法国的好友朱光潜的住处。梁宗岱热情地接待了金秉英，为她准备了饭菜和酒，而朱光潜则请她们喝茶。 沉樱晚年时曾回忆起她与梁宗岱的关系，坦言与他分开既简单又复杂。她描述梁宗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而且非常富有。她曾表示，离开他是为了得到解放，否则她很难从这段关系中脱身。她自认性格倔强，不会顺从他，也许这正是她身为山东人的脾气。 1972年12月7日，沉樱写信给梁宗岱，信中她提到：“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她表示尽管两人的感情经历了曲折，但她并没有怨言，显示出她的一种宽容和大气。梁宗岱若读到这封信，或许会为这份深情感到欣慰，甚至为之动容。 1982年，阔别三十多年后，75岁的沉樱回到大陆，短暂的几个月逗留让她与老友们重逢。梁宗岱赶到北京多次请求见面，但沉樱没有答应。回到美国一年后，沉樱得知梁宗岱去世的消息，她心中充满了遗憾。 后来，当林海音因编书需要，向沉樱请求几张和梁宗岱的合照时，沉樱催促自己的儿女尽快寻找并寄出。她回忆起梁宗岱在复旦大学讲课时饲养的山羊总是跟着他一起走的趣事，病中的她听了这些趣事后，微笑着，带着一种轻松愉悦的神情，说：“他就是那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