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厨房炖排骨，门铃突然响了。透过猫眼一看，是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手里拎着个褪色的帆布包。
我犹豫着打开门，他局促地喊了声“妮子”，我手里的锅铲“咣当”掉在地上——这是离家出走整整十五年的父亲。
那年我正读初三，他揣着家里仅有的三万块钱去了南方，说是要跟人合伙开汽修厂。半年后汽修厂倒闭，他连过年都没回来。
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弟弟，白天在纺织厂三班倒，晚上摆摊卖炒粉。我永远记得那个暴雨夜，母亲发着高烧还要出摊，我拽着她的围裙带子哭：“妈，我退学去打工吧。”
后来我在理发店当学徒，手指被卷发棒烫出好几个水泡。弟弟五岁那年，母亲累垮了腰，躺在床上直掉眼泪：“你爸要是能寄回十块钱，咱们也不至于......”从那天起，我听见“爸爸”这个词就牙根发酸。
此刻他站在玄关，帆布包边缘磨得起了毛，裤脚还沾着泥点。我堵着门没让进，他哆嗦着从内兜掏出个塑料袋：“小凯要上大学了吧？这是给孩子的......”透过半透明的袋子，能看见几捆扎得整整齐齐的百元钞。
“用不着！”我把塑料袋推回去，声音尖得自己都吓一跳：“我妈低血糖晕在摊位上时你在哪？我弟肺炎住院凑不出押金时你在哪？”
他佝偻着背不说话，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慌忙用袖口捂住嘴——那袖口磨得几乎透光，洇着暗红色的血渍。
邻居王婶从楼梯口探出头，我咬着牙把他拽进屋。他坐在沙发最边缘，捧着热水杯的手布满裂口：“查出来肺癌，医生说最多半年......就想看看你们娘仨。”我盯着茶几上弟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喉咙像塞了团棉花。
母亲接完电话赶来时，他正蹲在阳台帮我修漏水的洗衣机。听见门响，他慌乱起身，扳手“哐当”砸在瓷砖上。母亲举着锅铲愣在门口，他嗫嚅着说了句“对不住”，转身就要去拎帆布包。
“站住！”母亲突然吼了一嗓子，锅铲“啪”地拍在鞋柜上：“当我家是旅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僵在原地，后脖颈的骨头硌得衬衫领子支棱着。母亲突然红了眼眶，扭头冲进厨房：“排骨快糊了，还不拿盘子来！”
那晚我们围坐在用了二十年的折叠桌前，砂锅里的萝卜炖排骨咕嘟冒泡。弟弟偷偷把鸡腿夹进父亲碗里，被他颤巍巍夹回来说“牙口不好”。
母亲突然起身，从五斗柜最底层摸出个铁盒，里头躺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把我架在脖子上笑出一口白牙。
三个月后下葬时，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个蓝布包。层层油纸裹着张存折，密码是我生日，余额正好是当年带走的三万块。
还有张卷烟纸写的字条，歪歪扭扭爬满蚂蚁似的字：“妮啊，爸没脸见你们，在工地搬砖这些年，总算把债还上了。”
坟前的野菊花开得正好，母亲把热腾腾的韭菜盒子摆在碑前：“死老头子，闺女给你买的新衣裳还没穿上呢。”
山风卷着纸钱飞向远处，弟弟突然指着墓碑说：“姐，爸的名字刻错了，少了个偏旁。”母亲抹了把脸笑出声：“将错就错吧，下辈子让他长点心眼。”
我摸着口袋里那个磨破边的蓝布包，终于哭出声来。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