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0日，最后一批中越战俘交换现场，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慢慢走向边境，就在即将跨过国境线的时候，他突然停住，出人意料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越南人满脸尴尬的注视中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我要留在中国！” 1979年2月17日，中国开始了对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作战，旨在遏制越南的地区扩张野心和边境挑衅行为。 这场战争历时不到一个月，于3月16日结束，中国军队主动撤回国境线内。在这短暂而激烈的冲突中，双方均有大量人员伤亡，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被俘人员。据统计，中方有240名军人被越方俘虏，而越方则有1638名军人被中方俘虏。 战争结束后不久，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协调下，中越双方开始就战俘交换问题进行谈判。这一人道主义工作并不顺利，双方经过两轮艰难谈判，才最终确定了交换被俘人员的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以及完成了被俘人员的名单核对工作。根据协商结果，双方决定分五批进行战俘交换，交换地点选在中国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 1979年6月中旬，前四批战俘交换已经基本完成。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交换定于6月20日举行，这一天是战争结束后的第96天。按照安排，中方将释放越南被俘人员355名，越方则将释放中方被俘人员56名。 在被俘的三个多月时间里，越南战俘在中国经历了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生活。许多越南战俘后来回忆，他们在中国俘虏营的生活条件甚至比在越南军队中还要好。 中方除了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外，还组织了丰富的文化教育活动。越南战俘有机会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甚至参观了一些中国的工厂和农村。通过这些活动，不少越南战俘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打破了之前由宣传灌输的刻板印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工作人员与越南战俘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敌对关系的人际交往。他们一起唱歌、打球、聊天，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友谊。 1979年6月20日，阳光明媚。中越边境的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一片忙碌。这个特殊的地点被精心选作战俘交换的场所，象征性地位于两国边界线上。几顶军绿色的帐篷搭建在现场，中方和越方各自占据边境线的两侧，帐篷中放置着简易桌椅，用于办理交接手续。 交换仪式开始前，中方组织即将释放的355名越南战俘唱起了《越南一中国》等歌曲。这些越南战俘在中国的几个月里已经熟悉了这些歌曲，许多人唱得相当投入，甚至自发拍手鼓掌。歌声在边境线上回荡，传递着一种超越战争的人文情感。 越南官方代表看到这一幕，表情变得复杂。他们本以为会看到备受折磨、迫不及待想要回国的同胞，却发现这些战俘似乎与中国人相处得很融洽。更让他们感到尴尬的是，当越南战俘被正式释放、走向越南一侧时，许多人主动与中方工作人员握手告别，有的甚至抱在一起，表现得依依不舍。 交换进行到一半时，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大约二十多岁，面容清秀，慢慢走向边境线。他的步伐不像其他战俘那样轻快，而是显得犹豫和沉重。 就在即将跨过国境线的那一刻，这名年轻的越军俘虏突然停住了脚步。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随后展开，面向越南方代表和国际记者，用清晰而坚定的声音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我要留在中国！＂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越南官方代表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国际记者们迅速调整相机角度，捕捉这一戏剧性时刻。中方工作人员虽然事先已有准备，但这样公开、坚决的表态仍然超出了预期。 这名年轻越军的举动仿佛打开了闸门，紧接着又有几名越南战俘表示不愿回国，希望能够留在中国生活。越南方面立即提出抗议，要求中方履行协议，完成所有战俘的交换。 面对这种情况，中方代表平静地表示，按照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尊重战俘个人意愿是基本要求，强制遣返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行为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精神。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经过询问确认这些越南战俘的决定确实是自愿的，没有受到胁迫，因此认可了他们留在中国的请求。 越南方面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果，但明显对此极为不满。整个交换过程比原计划延长了近一小时，最终在一种微妙的紧张氛围中结束。国际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将其描述为冷战背景下人性选择的胜利，对越南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一定影响。 选择留在中国的越南战俘被安置在中国南部城市，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机会。这些人中，有的进入工厂工作，有的被安排到农场，还有一些人因为特殊技能被安排到了学校或研究机构。 起初，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是主要挑战。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人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学会了流利的中文，有的甚至成家立业，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数十年后，当有记者回访这些特殊的＂移民＂时，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成为普通而满足的中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