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解放军俘虏。他的妻子曹秀清闻讯后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遭到拒绝后，引发了“大闹总统府”事件。 杜聿明1904年出生于陕西，他自幼家境殷实，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弃笔从戎后，他凭借出色的成绩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军校期间表现突出，很快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毕业后，杜聿明追随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并在其提拔下一路晋升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期间，杜聿明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多次在战场上击败日寇，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在军队和民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然而，在蒋介石眼中，杜聿明不过是一颗可以为他所用的棋。 1948年末，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徐州战局日益危急。当时许多军阀为保存实力，不是消极应战就是干脆不出兵。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对杜聿明下达了一系列不合理的军事命令。 1949年1月10日，经过激烈战斗，杜聿明的部队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最终他本人也被俘获。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那里。作为一个生性多疑的人，蒋介石认为杜聿明应该选择自杀殉国，而不是被俘。他担心杜聿明会叛变甚至投靠共产党，于是迅速派人散布＂杜聿明已被共产党枪决＂的虚假消息，将杜聿明在国民党内的形象彻底抹黑。 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他的妻子曹秀清心急如焚，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希望从蒋介石那里了解丈夫的确切情况。然而，当她来到南京总统府时，却被拒之门外，根本无法见到蒋介石。 在总统府门前，曹秀清情绪激动，开始质问为何不让她见蒋介石，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大闹总统府＂的事件。最终，蒋介石只派了一名副官出面，冷冰冰地告诉曹秀清：＂杜将军已经被共产党杀害了，请节哀。＂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曹秀清当场瘫倒在地。 实际上，曹秀清并非只是一位将军夫人那么简单。在抗战期间，她积极支持杜聿明的军事工作，多次为前线伤兵筹集医药用品，甚至亲自参与救护工作。 杜聿明在前线时，常与曹秀清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在这些信件中，杜聿明不仅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也时常流露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大闹总统府＂事件不久后，蒋介石派人找到曹秀清，以＂留在大陆会被共产党抓捕＂为由，强令杜家迅速撤离到台湾。无奈之下，曹秀清只得匆忙收拾行李，带着孩子和婆婆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园。 抵达台湾后，人生地不熟的曹秀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那些曾经巴结杜聿明的国民党同僚，见到杜家落难，不仅不伸出援手，反而落井下石。蒋介石虽然将杜家带到台湾，却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关照。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曹秀清不得不变卖家中的首饰和贵重物品。趁机而入的国民党官员和军中旧识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这些财物，变相掠夺杜家的私产。家中值钱的东西很快变卖殆尽，为了照顾需要医药的婆婆和需要上学的孩子，曹秀清只能四处寻找零工，勉强维持家用。 正当曹秀清一家生活捉襟见肘之际，远在美国留学的长子杜致仁寄来一封信，表示他即将完成学业，但还差3000元学费才能顺利毕业。当时的杜致仁并不知道家中的困境，以为家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曹秀清再次鼓起勇气前往蒋府求助。她希望蒋介石看在杜聿明多年为国效力的情分上，能够借给她这笔学费。然而，她再次被拦在府外，无法见到蒋介石本人。万般无奈之下，曹秀清写下一封恳求信，甚至摘下最后一对耳坠送给警卫，只为确保信件能够送达蒋介石手中。 最终，蒋介石仅借给她1000元，而且还要分两年给付。面对这种侮辱性的回应，曹秀清感到深深的绝望。她将这500元立即寄给了儿子，但这远远不够解决学费问题。 杜致仁收到母亲的来信后，才了解到家中的艰难处境。为了凑齐学费，他拼命打工，但收入微薄难以为继。更雪上加霜的是，同样在美国留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子女得知杜聿明被俘的消息后，经常嘲笑杜致仁是＂叛徒的儿子＂，使他饱受歧视和诽谤。 在学费压力和同学歧视的双重打击下，杜致仁最终无法承受这样的精神折磨，给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台湾媒体掀起了一场针对杜聿明的系统性抹黑运动。多家主要报纸不仅歪曲历史，将杜聿明描述成＂叛徒＂。 曹秀清默默收集这些报道，将它们保存起来，作为日后向丈夫展示的证据。这些媒体攻击进一步加剧了杜家在台湾社会的孤立处境，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和疾病得到了及时治疗，这与他在国民党军中被迫带病作战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