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西方，为啥中国更重视教育，信奉教育立身和立国？因为黄河泛滥造就了我们的反抗精神，因为救灾锻造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而集体主义叙事恰恰就是垄断主义的天敌，因为集体中的优秀代表，会一次次砸碎垄断之牢笼。 《中国水利史》记载，黄河流域年均泥沙淤积量高达16亿吨，迫使先民发展出大规模水利协作。但这种不同部落和地区之间的大协作，并非易事。 比如，疏导泄洪要从某个部落区经过，大禹就得派人去跟部落长老协商，移民迁徙、相关补助、灾后重建等都得商议。这就需要相关部落具有“牺牲小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否则，压根就没法抗洪。 再比如，在长达几百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抗洪救灾，需要有足够多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参与其中。但人并非天生就会疏导泄洪，那人才从哪来？答案是教育。 我们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它有个前提，就是你得先有力量，而且必须是有效力量。人口红利说穿了就是教育红利，这方面的正反案例就是中国和印度。 其实，印度做梦都想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每次办出来的大事都不咋像人事。比如，印度一次性发射104颗卫星。主卫星重量仅为714公斤，其余103颗卫星平均约6.4公斤，总重量还不及北斗一颗卫星。 再比如，印度耗时40年建设的比哈尔邦大坝，仅投入使用22小时就垮了。事后追查，由“老鼠洞”承担了主要责任。最近，他们又鼓捣出了动画版五代机，说是要拳打F-22，脚踢歼-20，但也只获得大伙关爱的眼神。 这说明印度集中的那些力量并非人才，而是庸才。聚朽木而欲筑凌云之台，集散沙而遏滔天之浪，简直笑不活。 其实，这事的根子就在于印度走的是精英教育路子，我们是平民教育，是一种集体优先式的生存智慧。基于此，西周建立了“辟雍”教育体系，开创六艺教育模式，形成“郁郁乎文哉”教育盛况。 这说明中国自古就不垄断知识，而是不断将汉字化繁为简，降低教育门槛。编撰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增广贤文》等众多启蒙教育读本。 之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与道家“鲲鹏展翅九万里”的超越精神，共同熔铸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进取精神。 王阳明“知行合一”强调实践理性，顾炎武“天下兴亡”标举责任伦理……大伙将个人理想与家国命运深度绑定，构建了“家国同构”的进取范式。 据《中国书院史》统计，唐五代有书院73所，两宋有书院720所。当时，白鹿洞书院有学生500人，而同时期的牛津大学仅有30人。元代新建书院406所，修复前代书院98所，这时期的书院学田平均达到500亩。 明代书院总数为1962所，清代更是高达4365所，远超同期欧洲大学总和，且大多为官办书院。顺治-雍正时期，官办率为61%，乾隆-道光为83%，咸丰-光绪为92%，各省级书院年均经费为1200两白银。 据《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统计，唐代至清末共开科取士654次，共产生10.7万名进士，形成了“十万进士家族”的社会网络。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地域之差，明清进士，江浙占比高达37.2%，云贵仅为0.6%，为啥？说到底是教育成本和内卷所造成的。 秀才，6岁启蒙，脱产学习15年，20岁中秀才，人均参考次数3.7次，每届院试录取率大约为1%-2%。总成本约为200两白银，相当于40亩中等田产年收入。 举人，每省定额30-100人，全国平均录取率仅为0.9%，总成本大约800两白银，需变卖150亩土地。 进士，每科取士约300人，录取率3%-5%。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进士平均年龄38岁，成本大约5000两白银，仅进京赶考一项，平均耗银就高达300两白银。 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投资风险极高的项目。嘉庆年间，绍兴周氏连续5代科举，累计投入8000两白银，仅出秀才3人，最终变卖祖宅抵债。清代安徽桐城张廷玉家族，三代累计投入1.2万两白银，出了5位进士，11位举人。 虽然成本高昂，但它依然为底层百姓打开了上升通道，具有强大的阶层穿透力，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据《宋代登科总录》统计，因为“取士不问家世”政策，寒门进士占比达到了32%。 从社会流动性来看，中国古代科举实施的1300年间，三代以内职业更新率高达50%。比如，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的祖父就是泥腿子。欧洲贵族制，百年更新率仅为3%；印度种姓制，更新率近乎0，婆罗门阶层彻底垄断了知识。 《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教育视为人禽之别的根本。子曰“有教无类”，不分种族、贵贱和阶层，将教育视为每个人的权利。 这种跨越千年的制度遗产，充分证明了科举不仅是人才选拔机制，更是塑造和延续中华文明特质的核心密码。正是因为坚持教育立身，科教兴邦，才使得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强大生命力，才使得我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完成一次又一次惊险跳跃。 鲲鹏久蛰，必振垂天之翼；潜龙在渊，终腾九霄之云。试看将来之域中，必是中华文明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