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国民党上将龙云的儿子在南京火车站被宪兵抓走。龙云四处求情无果后，还是白崇禧看不下去后出面帮助，才让宪兵乖乖放人。 在重庆的软禁期间，龙云一直在寻找机会恢复其在云南的影响力。他试图通过与滇军的联系人，如卢汉等，策划一场反蒋的行动。龙云的计划是让滇军留在越南，以便在国内形势有利时可以返回，或在必要时发动兵变。然而，卢汉在与龙云的会面中对这一计划显得非常犹豫。 卢汉的犹豫有其深刻的原因。蒋介石早已防范滇军可能的反叛，他不仅留下了关麟征的部队以备不时之需，还将滇军的主力部署至战略要地，准备派遣到东北参与内战。更重要的是，卢汉被任命为云南省长，这意味着他的军事权力被剥夺，仅剩下象征性的政治职务。 深知单凭一两个部队难以改变大局的龙云，也曾试图通过其他军事领导人，如第60军的曾泽生和第93军的卢浚泉，来实施他的计划。龙云对这两位一手提拔上来的将领寄予厚望，尤其是曾泽生，他对龙云的忠诚度较高。龙云甚至特意写信给这两位军长，试图通过他们来推动滇军反蒋。 然而，卢浚泉的态度显得非常谨慎。在收到龙云的密信后，他没有明确表态，只是简单回复了消息的收悉。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龙云对是否能够成功实施反蒋计划产生了严重的疑虑。毕竟，没有坚定的内部支持，任何反叛行动都可能导致失败，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946年，龙云随蒋介石来到南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龙云虽身居高位，实则如同虚设，其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生活几乎处于蒋介石的监控之下。 龙云的次子龙绳祖，原为滇军暂编24师师长，1946年被蒋介石扣留长达三个月。虽经白崇禧出面保证，龙绳祖才最终获释。此外，龙云的女儿龙国璧出国留学时，龙云本欲前往车站送行，却被粗鲁地阻止。 这些事件使龙云逐渐意识到，若不设法摆脱蒋介石的控制，自己将永无重振旗鼓之日。因此，他开始策划逃离南京。龙云原本计划从南京下关乘船直达解放区，但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已严密控制了南京所有渡口和船只，使得这一计划难以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龙云考虑改道从上海出发。然而，由于南京至上海的常规路线——水路、飞机和火车均不可行，他只能选择乘坐汽车。就在他筹划如何安全抵达上海时，上海方面的消息传来，由于山东战事的影响，淞沪地区的船只已被蒋介石封锁，只允许军用和后勤物资船只通行。更糟的是，蒋介石企图将龙云挟持至海峡对岸。 在多重困境中，龙云的部下建议他联系陈纳德求助。陈纳德曾在抗战期间与龙云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抗战结束后成立了航运公司。陈纳德愿意帮助，但他只能负责上海至广州的航程，南京至上海的路程需要龙云自行解决。 尽管面临重重难关，陈纳德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计划。他的公司每周四有一班飞机从兰州飞往上海，会在南京加油。如果龙云能够在南京登机，便可直接飞往上海，从而绕开陆路上的种种阻碍。 然而，这一计划最终因龙云担心在飞机上被熟悉的官员识别而放弃。龙云深知，一旦身份暴露，他连同所有计划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1948年12月1日，陈纳德设计了一条精巧的逃生路线，将龙云从南京秘密转移到广州，最终抵达香港。他的亲信伪装成视察官员，前往南京与龙云汇合，利用陈纳德航运公司特殊车辆的特权，轻松进入机场，避免了一切安全检查。 龙云在专机上的安排同样机密，他与另外三人，一名驾驶员、陈纳德的亲信及一位年轻助手一同登机。为了保护龙云，陈纳德事先为他准备了一个假身份，一位传教士，理查德·宋。 飞机首先于12月8日抵达南京，随后飞往上海虹桥机场。在这里补充燃料后，飞机再次启程，目标是广州。然而，当飞机降落在广州机场时，出现了意外情况。宪兵团围绕飞机展开检查，原因是他们接到错误的情报，认为有一架飞机从昆明运送私货至广州，货物藏于棺材之中。 此情报事实上与另一起事件有关，当时有私货商人利用两具需运回广州的遗体棺材藏匿走私货物。飞机因此受到密切关注，龙云的飞机因而被错认为是涉事飞机。 所幸的是，驾驶员和陈纳德的亲信及时说明了情况，避免了可能的搜查，宪兵随后解除了对飞机的包围。这一误会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但也给龙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龙云在广州的停留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很快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船只，在船只离开珠江口后，他才真正感到安全。12月9日一早，龙云顺利抵达香港，前往浅水湾的长子家中，结束了长达三年多的软禁生活。 在逃亡过程中，龙云刻意未带家属，以免引起怀疑，只有次子龙绳祖留守家中，为其父亲的安全逃脱提供掩护。 南京的宪兵司令因为未能及时发现龙云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责备并受到肉体惩罚，而那些监视龙云的特务因失败被枪决。为了掩饰失误，蒋氏不得不批准了一则公告，称允许龙云前往香港养病。同时，龙云的儿子龙绳祖因晚三天提交请假条，被解除职务并被派往将官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