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韩先楚临终前，对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姚科贵说，我要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打电话，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1986年10月北京301医院的病房，已经卧病在床的韩先楚上将气息渐弱。七十四岁的老人眼神却依然清明，即使面对死亡的临近，他关心的仍是身边人的未来。 ＂科贵，我要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打电话，让他给你安排工作。＂韩先楚艰难地抬起手，示意秘书姚科贵靠近些。这位跟随他近二十年的秘书，从福州到兰州，再到北京，见证了他人生最后的风雨岁月。 那是1967年3月，三十多岁的姚科贵刚被调来担任韩先楚的秘书。彼时韩先楚正处于事业的关键时期，从战场转向和平建设的工作。姚科贵不曾想到，这一跟随便是近二十个春秋，从文革的动荡到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们共同走过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 ＂首长，您先保重身体，工作的事不急。＂姚科贵红着眼眶回答。身为秘书，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韩将军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时刻。 十月一日，韩先楚的老战友陈云来探望。两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人在病房中对视，韩先楚平静地说：＂不做手术了，都七十多岁的人了。＂陈云沉默地点头，他理解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仅仅一天后，当医生准备为他插入胃管时，韩先楚挥了挥手：＂我准备死了。我都不怕死，你们怕什么？＂一句话惊住了在场的所有人。这位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将军，面对死亡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坦然与勇敢。 十月三日的早晨，一切似乎都预示着这将是韩先楚的最后一天。七点整，他叫来了大儿子，从枕下拿出一把抽屉钥匙交给他。＂抽屉里有几百元钱，连同两三个装衣服的樟木箱子和一些书籍，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了。＂一生征战，到头来只留下这些简单的物件，却是一位革命者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韩先楚仍然牵挂着身边人的去向。他曾对余秋里提起过姚科贵，希望组织能够照顾这位多年跟随自己的秘书。即使在离世前的几个小时，这份牵挂依然萦绕在他心头。 这位＂常胜将军＂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安静地离开了人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系的不是自己的病痛，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对身边同志的关心和责任。 寒冬的风雪中，一辆小车穿梭在大别山区崎岖的山路上。1981年，已经年近七旬的韩先楚上将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红安县。这是他14岁离家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三次回乡探亲。 车刚停稳，韩先楚就迫不及待地走下车，迎接他的是儿时好友吴海洲。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相见，亲切地握手寒暄。＂还记得您给我的三支钢笔吗？＂吴海洲的一句话将韩先楚的思绪拉回到32年前。 1949年，刚刚解放全国的喜悦还未褪去，韩先楚在奔赴海南战场前绕道回乡探亲。当时他看到吴海洲的三个孩子，便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三支珍贵的钢笔：＂这三支笔是给你三个孩子的，就当是抵你四斗稻米的恩情吧。＂见吴海洲推辞，韩先楚坚定地说：＂海州哇，我们红军说过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一定要做到！＂最终，吴海洲哽咽着收下了礼物，那三支钢笔至今仍包在红布里，成为了革命情谊的见证。 回到现实，韩先楚跟随吴海洲进入他家简陋的土屋。破损的土墙漏风，屋内极冷，床上是破旧的被褥中钻出的棉絮。更让他心痛的是，走访村中其他乡亲后发现，整个村子依然贫困，许多人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服。 当晚回到县城，韩先楚一路沉默不语。一踏进招待所的门，他便对秘书说：＂快打电话给兰州军区。＂随后，他对电话那头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传我的命令，火速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到红安县。＂ ＂首长，这笔前要从哪里支出呢？＂秘书不解地问。 韩先楚眉头紧锁，甩开拐杖有些生气地说：＂没地方开支，就从我这儿扣钱！等我死了之后，就扣我儿子的、孙子的、子子孙孙扣下去！＂他沉痛地补充道：＂你晓得吗？红安县为了革命死了有多少人？告诉你＇铜锣一响，48万＇，是整整48万老乡！在革命战争里，红安县人民把最后的一碗米，最后的一尺布，最后的一双鞋，最小的儿子，都奉献给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 1913年出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韩先楚，14岁就参加了＂黄麻起义＂，投身革命。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后来指挥战斗解放东北、打下海南岛，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但在这位＂常胜将军＂心中，最深的牵挂始终是家乡的父老乡亲。 1986年，病榻上的韩先楚对妻子刘芷说：＂我怕是不能再回去红安县了，可我跟县委的同志应承过，将来要在家乡搞植树造林。＂他嘱托妻子带着桂树、雪松、玉兰花等珍贵树苗回到红安，并完成他最后的心愿：＂等我去了以后，我一定要回到红安落葬，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同年10月3日，韩先楚溘然长逝。按照他的遗愿，遗孀刘芷和子女将他的骨灰护送回红安，让这位赤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