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十三世达赖，奉旨入京后，在北京雍和宫留下的照片。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生于拉萨东南的郎敦村。 年仅两岁时，他便被清朝光绪皇帝指派继任达赖喇嘛职务。 他在1895年亲政，开始掌控西藏政教事务。 尤其是在他亲政后的第四年，1899年，一场针对达赖的阴谋震动了整个西藏。 他果断处置了首犯第巴呼图克图等人，没收了其所属的财产。 然而，西藏所在的时期正值清朝末年，国家政局动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和清朝的灭亡，西藏亦面临内部的混乱。 在此期间，在面对英国的侵略压力时，土登嘉措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立场，尤其是在1904年英军逼近拉萨之际，他被迫逃亡。 随后的几年里，土登嘉措的外交立场由仇英转为亲英。 此外，十三世达赖晚年也尝试进行改革，他认识到西藏黄教的衰败，寺院内部纪律松弛，许多喇嘛行为不端。 为此，他推动了对僧侣的整顿，致力于恢复佛教教规。 同时，他还引入新学说，推动教育改革，亲自学习多种语言，甚至著书立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这个消息迅速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全国。 远在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同样感受到震动。 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感愤慨。 他迅速召集西藏各大寺庙的僧人，要求他们为中央政府的抗日胜利祈祷。 他还通过西藏的官员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他深知，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西藏不能置身事外。 不仅如此，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派遣代表赴南京加强沟通。 他力图化解西藏内部的纷争，影响抗日大局。 为此，西藏驻京代表贡觉仲尼曾多次到南京，传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意愿，协调解决西藏与西康地区的纠纷。 1932年，贡觉仲尼传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公开声明，重申西藏愿意与中央政府共同应对外敌入侵，集中全力支持抗战。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3年去世。 国民政府派遣时任参谋本部边务组组长的黄慕松前往西藏，举行祭奠活动。 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追封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热振活佛等高僧领导了多次大规模祈祷法会，祈求中国军队早日战胜侵略者。 与此同时，西藏驻京代表贡觉仲尼与其他西藏代表继续发挥着作用。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1938年，贡觉仲尼等西藏代表积极参与了慰劳抗战将士的代表团活动。 他们在前线发表的讲话，热情洋溢。 贡觉仲尼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西藏始终站在中国的一方，愿意与其他民族一道并肩作战。 在抗战期间，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们不仅为国祈福，1938年，西藏的哲蚌寺僧人主动上书中央政府，表示愿意为国家征集兵员。 与此同时，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在这一时期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九·一八”事变后，九世班禅深知日军的侵略野心很可能会扩展到内蒙古。 他决定亲自前往内蒙古宣传抗日，号召当地的僧俗群众抵制日本侵略。 尽管许多人劝他不要冒险，九世班禅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前往。 1932年，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百灵庙发表了公开通电，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他在通电中写道，日军侵略我国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地，妄图实现其扩张大陆的阴谋。 班禅呼吁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 在百灵庙，他召集了上千名僧人一同念经祈祷，祈愿国运昌盛、战局平稳。 班禅深知，实际的行动更为重要。 他通过发电报、亲自走访等方式，向全国宣扬抗日的正义。 在1933年，班禅继续其坚定的抗日立场。 虽然日本不断派遣间谍和代理人试图分化蒙藏地区，班禅始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行为。 他不仅劝阻内蒙德王等地方领导不参与“蒙古自治”，还帮助中央政府在蒙地的管理。 在战时，他多次捐款捐物。 1937年，他捐赠了三万元用于抗日战士的医药费用，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 此外，班禅还捐赠了战马等物资，并修建坛城。 1934年，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以“时轮金刚大法会”为主题的宗教活动。 班禅在活动中强调国家和平的重要性，号召民众携手抗敌。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班禅未曾因健康问题而停下脚步。 他继续与各地僧侣共同诵经，祈祷国家战胜侵略者。 即便身患重病，他依旧心系国家命运，忧心忡忡，昼夜不安。 他还特别发布了《告西陲民众书》，在其中明确指出这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生死之战。 他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1933年，国民政府发布了对班禅的表彰令。 在他领导下，许多藏族僧侣和信徒积极投入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