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任校长严复说：“物质的贫穷，能摧毁你一生的尊严；精神的贫穷，能耗尽你几世的轮回。世上没有白走的路，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你走过的路，你读过的书，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你的认知，悄悄帮你擦去脸上的无知和肤浅。书便宜，但知识不廉价，读书不一定功成名就，不一定让你锦绣前程，但它能让你，说话有德，做事有余，出言有尺，嬉闹有度。” 1877年5月11日，英国朴次茅斯港，一艘从香港出发、历经一个月航程的轮船缓缓停靠在港口。船上走下12名年轻人，他们有着黑色的头发和黄皮肤，脸上仍带着一丝稚气的笑容，四处张望，感受着这个与他们故乡截然不同的国度。这些年轻人是清政府派往欧洲的首批海军留学生，他们将前往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西方的航海技术。 这批留学生都是从福州船政学堂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督办福建船政的吴赞诚在上奏朝廷的“船政奏议”中称赞他们具有强烈的自强意识，并表示他们将奋发努力，探求西洋的奥秘，以便为国家的未来服务。吴赞诚还提到，尽管这一行程长达七万里，学生们依然踊跃参与，期望能在西方国家汲取先进知识。严复便是其中一位。 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正赶上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了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任命为总教习（即教务长）。他在这个职务上待了20年。海军本是严复的专业，而他在西方学习过的知识也使他能够将中西学术结合，施展才华。 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期间，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年近不惑的他希望通过考取功名来改变自己微不足道的地位。但严复显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多次考试，都未能成功。直到宣统年间，朝廷赋予他进士的身份，才象征性地结束了他尴尬的局面。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早起匆匆赶地铁，中午抓紧时间用餐，晚上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在这样紧张的生活中，人们习惯了用最快的方式获取信息：刷刷短视频，看看新闻推送，浏览几条朋友圈。这种快餐式的阅读方式，让现代人逐渐丧失了静下心来阅读的能力。 手机的普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时也让很多人沉迷其中。地铁上、餐厅里、公交站台，随处可见低头玩手机的人群。他们宁愿花几个小时刷短视频，也不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本书。这种现象反映出当代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精神生活的空虚。 正如北大首任校长严复所说：＂物质的贫穷，能摧毁你一生的尊严；精神的贫穷，能耗尽你几世的轮回。＂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智慧。当下社会，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精神生活却日渐贫瘠。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建设。 严复作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他的教育理念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看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精神品质。他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著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 严复特别强调＂物质的贫穷＂和＂精神的贫穷＂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物质的贫穷固然令人痛苦，但精神的贫穷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贫困，它会限制一个人的视野，束缚一个人的思维，使人无法突破自身的局限。这种贫困不是靠金钱就能解决的，需要通过持续的学习和积累才能改变。 1895年5月，"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要学习西方以及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而严复则提出了一套变革的思想，他力倡赫胥黎和斯宾塞宣传的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仅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是治标之法，治本的关键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尤其强调“开民智”。因此，严复开始系统地翻译和传播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 甲午海战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后，严复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思想的保守感到极为愤慨，决心通过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赫胥黎天演论》）来唤醒人们的思考。面对酷暑，严复不顾烈日，挥汗如雨，连续工作了五个月，终于在10月15日的重阳节完成了翻译的工作。 严复对西学的理解深刻且精准。例如，他翻译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被视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圣经”；穆勒的《论自由》也成为西方政治学的经典，严复在翻译时将其书名改为《群己权界论》，这从书名的改动就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深刻把握。 1905年2月，法国徐家汇天主堂的耶稣会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夺取震旦学院的领导权，震旦学院的全体爱国师生和创办人马相伯决定离开原址，共同创办复旦公学。严复当时身在法国，马相伯通过电报邀请他回国共同创办新学院。5月，严复回国后，全力支持复旦的创办。他不仅答应亲自担任复旦校董，还推荐了曾在南昌创办乐群学堂的得意门生熊季廉担任校董。 随后，严复与二十八位复旦校董一起发出了《复旦公学集捐公启》，阐述了复旦的创办缘由及其意义，并号召各界为复旦的校舍募捐。在复旦创校过程中，严复曾多次收到建议，要求他担任复旦的“总教”，但他因担心管理者太多可能难以施展自己的意见，最终辞去这一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