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世界民航史奇迹，那非刘传建莫属，他躲过了36次致命错误，倘若失手一次，那将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机长’这两个字，所肩负的责任重如泰山，唯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铸成。作为一名机长，必须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应对万分之一的隐患。”当记者问到“机长”这个身份的意义时，刘传健说出了这番话，每个字都铿锵有力，让人不禁联想到重锤敲打生铁的画面。 对于刘传健而言，这种“敲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成为空军第二飞行学院学员时便开始了。那时，空军飞行学员的选拔标准异常严格，学员们都是千里挑一。然而，尽管如此，依然有超过70%的学员被淘汰，而且采取的是末位淘汰机制。在这种高压环境中，刘传健养成了从不放松的习惯。 在刘传健的事业生涯中，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对自己极限的突破。而他妻子邹函，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丈夫刘传建驾驶的飞机在前挡玻璃脱落的情况下，成功安全迫降，这一事件瞬间成为热搜的焦点，几乎让邹函彻夜未眠。 每个和她熟悉的人都在关心她得到消息时的心情。出乎意料的是，邹函笑着回答：“并没有害怕，我相信他的技术。”她的不紧张，源于对丈夫刘传建的深刻信任。不害怕并不代表不牵挂。当天，邹函正带领学生参加全国导游大赛并获得一等奖。当比赛结束后，她差点冲动地买了飞往成都的机票，那时，她仍认为丈夫只是处理了一个常规的事故。 直到下午6点多，邹函回到重庆后，手机被刘传建的新闻刷了屏。从业内人士的采访，到航空公司发布的声明，再到其他飞行员的评价，大家都称机组完成了一个壮举。此时，邹函才意识到，“我丈夫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2018年5月14日，一则“川航3U8633航班在万米高空遭遇风挡玻璃爆裂脱落，成功备降成都双流机场”的新闻迅速登上各大媒体头条。这架原计划从重庆飞往拉萨的航班，在突发事故中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 事发时，飞机正处于巡航高度，飞行平稳。当舱内气压出现异常波动时，刘传建立即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征兆。他和副驾驶迅速进行了设备检查，但初步未发现明显的安全隐患。然而，情况很快急转直下。驾驶舱的警报系统突然响起刺耳的警告，随即前风挡玻璃传出一声清脆响声，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在这一千钧一发的时刻，机组面临的第一个致命考验是如何应对高空失压。由于飞机处于9800米的巡航高度，零下40度的严寒和稀薄的空气瞬间涌入驾驶舱。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刘传建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应急操作：戴上氧气面罩、稳定飞机姿态、通知乘务组准备应急撤离预案、联系空中管制。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挑战接踵而至。飞机因气压骤变出现剧烈颠簸，座舱内的各种设备发出警报声。刘传建必须在极端条件下，既要控制飞机保持平衡，又要寻找合适的备降机场。经过一系列紧急决策，他选择了成都双流机场作为备降目的地。 事后调查显示，这起事故中有多达36个环节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从故障初期的发现，到紧急避险措施的实施，再到最后的安全着陆，每一个决策都至关重要。正是刘传建和他的机组在关键时刻的精准判断，才避免了这场可能的空难。 在生活中，刘传健的沉着冷静也常常让家人感到惊讶。“从来没见过他慌乱的时候。”即使在妻子邹函即将临产时，刘传健仍保持着冷静。他在接到妻子问什么时候能到医院的电话时，回答道：“你什么时候生？”邹函气得笑了：“我骂他，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生！” 刘传健的同学也表示，小时候，陶家四周是农田，同学们常常一起抓鱼鳅，别人抓不到一条，他却能抓到一小袋。眼疾手快，做事细心，这些特点让他顺利考入军校，同学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当事故发生后，大家猜测处理险情的可能正是刘传健，看到新闻报道后，他们确认了自己的猜测。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那么从容冷静，同学们为他感到骄傲。 刘传健曾向媒体透露，事件发生后他曾经历过巨大的心理阴影，时常做噩梦。由于高空失压，他的全身经常感到疼痛和关节发痒，甚至一段时间不敢再坐飞机。而副机长徐瑞辰则因被吸出窗外，患上了“气流恐惧症”。 事故发生后的五个月里，刘传健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两件事：恢复和学习。四川航空的心理医生、外聘咨询师、民航总局派来的心理专家等，都为他和其他机组成员进行心理干预，并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评估。 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刘传健：“你觉得自己心理状态恢复到可以飞行的程度了吗？”刘传健做了一个谨慎的回答：“我举个例子，很多喝醉了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醉。心理评估不是自己可以判断的，这要等专业人员来做结论。每一次情绪的表达，甚至安排的一次体育运动，都是心理状态的投射，评估是个复杂的过程。” 尽管如此，刘传健表示那次备降并未对他的心理产生过多影响。“我们从事这个职业多年，面对特殊情况的适应性较强，不会太影响我的心态。”2018年11月16日，刘传健成功复飞。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后的160分钟，飞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标志着他成功复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