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将军任湘西镇守使时，有几个日本海军士兵流窜到常德，守城门的冯军士兵要检查，日本兵大怒，逞凶打人，引起双方搏斗，三个日本兵受伤。 日本居留民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来见冯玉祥办交涉，首先要求监禁中国“行凶”土兵，然后再开谈判。 冯玉祥问：“你们的依据是什么？”那个日军舰长目空一切，傲慢答道：“大日本海陆军刑法。” 冯玉祥马上脱下一只鞋子，指着日军舰长厉声喝道：“你用日本军法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我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你的嘴巴，教训教训你！” 日军舰长瞠目结舌，半晌始问一句：“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冯玉祥正色道：“维持治安的土兵有权检查任何人，不听检查的人，便是奸细匪徒。我们的士兵为执行命令，打伤几个匪徒，我要大大地记他们一功。这就是我们的军法。” 高桥威胁道：“看来，你是存心不想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段祺瑞交涉。” 冯玉祥满不在乎地微笑说：“我冯某刚不久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打内战，你不知道吗？好，你们快去找段祺瑞吧！” 接着，冯玉祥正告他们：“一个巴掌打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才冲突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打人，我们的士兵为自卫才还击的。你们怎么不问问我们受伤的士兵应当怎么办呢？” 这两个日本人看到道理讲不赢，威胁没有用，没有办法了，最后软了下来，商定双方互相慰问受伤的士兵，了此一场风波。 冯玉祥当陕西督军时，有个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团长安德思和英国地矿工程师高士林到终南山行猎，猎获两头野牛。 他们回来后进西安拜访冯玉祥，双方客气一番之后，冯玉祥问他们打猎时关照过地方政府没有? 安、高盛气凌人地答道：“我们打得是无主的野牛，用不着通知什么人。” 冯玉祥毫不客气地据理驳斥，“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你们私自行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么？” 安、高强词夺理进行诡辩，“我们此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明明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字样，可见我们行猎已蒙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是私自行猎？” 冯玉祥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准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若是准许你们带手枪，你们岂不要在中国境内随便杀人了吗？” 高士林继续无理狡辩，“我在中国已有15年了，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许打猎的，再说中国法律上也没有不准外国人行猎的条文。” 冯玉祥目光威严地盯着高士林，“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外国人行猎的条文，难道又有准许外国人行猎的条文吗?” “你15年没有遇到官府禁止你打猎，那是他们睡着了，我却没有睡着。国家和人民给我保土护权之责，我就非要禁止你行猎不可！” 高士林仍不服气，冯玉祥站起来，大声喝道：“别的话不必说，我就要你负赔偿之责，否则，决不放你出这道门！” 安德思看事情闹僵，势头不妙，忙把高士林拉到一边，低声嘀咕了一阵，高士林才改变了态度。两人承认过错，请求原凉。冯玉祥这才点头同意，准许他们离去。 在那个崇外、媚外、恐外的年代，对于不法的帝国主义分子，侵犯我国的权益，冯玉祥能据理力争，不畏强暴，表现了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失守，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调广为传播，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喧嚣尘上。冯玉祥特意由桂林赶赴长沙去见蒋介石。 冯先生给蒋介石讲述了鲁肃劝孙权不可降曹操的故事，“这段故事可以用在今天了。你千万不要听那些汉奸的话，若向日本妥协，你这一辈子算完了。即使抗战失败，也对得起诸先烈，对得起中山先生。你千万不可动摇！” 蒋介石敷衍道：“我不会动摇。”冯先生又说：“你光说不动摇还不够。今天有许多汉奸乱出主意，你没有宝剑，我给你一把大刀，砍掉这桌子半边好不好？” 蒋介石只得点头说好，并要冯先生上电台做广播，打发冯先生出门。 冯先生即于当晚广播了他同蒋介石的谈话经过，大声疾呼：“重庆有人主张投降，我已经对委员长讲明了，有人卖国，就杀他的头！” 1937年，冯先生写了一首《献身》诗： 献身给国家，不怕刀砍和枪杀； 献身给民族，情愿粉身与碎骨。 民族生存，我方生存。 我身虽死，换得民族永存。 国家自由，我方自由。 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 这首诗充分流露了冯先生热爱国家民族的真实感情，数十年来，冯先生对于祸国殃民的事情是不肯干的。 冯先生虽有认不清形势，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之时，但他能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觉醒过来，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继续追求进步，冯玉祥将军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