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被6人轮奸。虽然说这是军官的夫人，但是作案的6人毫不畏惧，事后甚至一度逍遥法外。直到事情越闹越大，直接捅到蒋介石那里，才最终让6人绳之以法。这里面有何隐情呢？ 1948年的中国大地上，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三大战役的战火此起彼伏，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大量军队从前线撤离到后方。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武汉作为国民党统治区重要的后方城市，逐渐成为了大量军队和军官的聚集地。武汉三镇的医院、疗养院里挤满了从前线退下来养伤休整的军官。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管理体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许多军官不再遵守军纪，甚至公然在后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在这个大环境下，整编第九师运输大队长楼将亮也因为重病被送到了武汉的一家陆军医院。楼将亮是浙江诸暨人，他的家乡在民国时期就以出将门闻名，被称为＂将军县＂。 楼将亮的军旅生涯开始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他跟随同乡蒋鼎文起家。随着部队整编，他被任命为整编第九师运输大队长，担任上校团长职务。 在解放战争期间，楼将亮所在的整编第九师曾参加过南麻临朐战役。这场战役中，整编第九师凭借有利地形和空中支援，一度给解放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楼将亮的妻子陈愉同样出身于浙江诸暨的军人家庭。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少将，在战场上为国捐躯。陈愉不仅出身名门，还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 而那六名在医院里作恶的军官，表面上穿着光鲜的军装，实际上却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兵痞。他们倚仗着在武汉地区的关系网络，在后方医院里横行霸道。 这些人当中，为首的崔博文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中校，其他几人也都在军队中担任要职。 他们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楼将亮虽然军衔比他们高，但其所在的整编第九师已经开赴前线。在武汉这个地方，楼将亮既无上级支持，也无下属保护。 在武汉陆军医院的病房里，这起案件并非突发，而是有着明显的预兆。陈愉每天在医院里照顾病重的丈夫，却不断遭到17号病房那些军官的骚扰。 这些军官们一开始只是用言语调戏，随后变本加厉开始尾随。陈愉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选择在人少的时候才去打水或者洗衣服。 这六个军官观察到了陈愉的活动规律，开始有预谋地制定犯罪计划。他们选择了一个夜晚，在陈愉打完水准备返回病房的时候实施了这起恶性案件。 犯罪分子采用了极其残暴的手段，他们用纱布堵住陈愉的嘴巴，强行将她抬进了17号病房。六个人轮番实施犯罪行为，在得逞后还威胁陈愉不许将此事说出去。 这起案件的主犯崔博文是一名中校军官，其余几人分别是凌志、石磐、查大钧、曾玄名和袁尚志。他们都在武汉地区担任要职，有着一定的权力和人脉关系。 案发之后，这些犯罪分子仗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医院里依然我行我素。 医院方面在得知此事后，并没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相反，他们试图通过金钱赔偿来平息事态，甚至第一时间安排人清理了案发现场。 医院管理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包庇犯罪分子，企图销毁案件证据。他们甚至还用一些侮辱性的言语来打击陈愉，试图让她放弃追究此事。 这种肆无忌惮的表现，反映出当时武汉地区军政系统的严重腐败。这些犯罪分子认为有了地方势力的庇护，就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医院方面的不作为和包庇行为，更加深了这起案件的恶劣影响。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掩盖行动，让整个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 这样的情况下，陈愉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危险。但她并没有因此屈服，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维权道路。 面对医院的不作为，陈愉开始了自己的维权行动。她首先收集了各种证据，包括验伤报告和现场遗留的物证。 陈愉带着这些证据向军法处提出控告，同时也联系了当地的媒体记者。这件案子很快登上了武汉当地的报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当地报纸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持续报道，详细披露了案件的经过和涉案人员的身份。这些报道在武汉三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地民众纷纷表示对这种暴行的愤怒。 案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六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措施。他们连续三天在武汉各大报纸上刊登《敬告书》，试图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 然而，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公愤。更多的媒体开始关注这个案件，许多社会团体也站出来为陈愉发声。 案件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惊动了国民党的最高层。由于舆论压力巨大，军方不得不对此案进行认真处理。 第九区军法处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将六名犯罪嫌疑人收押。军法处对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收集了完整的证据链。 经过一系列严密的取证和审讯，军法处最终认定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四人罪行成立。这四名军人被执行了死刑，其余两名非军人则被移送汉口地方法院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