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湘鄂西的红2军与鄂西洪湖的红6军胜利会师后，成立了红二军团，共约1万人 ，枪约5000支，仅贺龙与许光达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在1927年9月10日，鄂中沔阳的暴动成为湘鄂地区武装起义的开端。此次事件是一系列后续冲突的导火索，激发了沔阳、监利、潜江等地的广泛游击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的起义队伍逐步扩展并转变为正规的游击队，成为了鄂中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 此外，鄂西地区也在同一时间段内频繁爆发武装起义，形成了自身的游击队。这些地区的游击队最终联合，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五军第37团。 进入1928年，中共湘西特委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贺龙和周逸群被派往湘西北地区，目的是组织和扩大当地的工农武装。他们在1月下旬路过湖北洪湖的监利县时，偶遇正筹划年关暴动的鄂中、鄂西特委。 因此，两位领导决定留在洪湖，直接参与当地的暴动活动。这次行动成功后，他们与石首游击队及其他地方武装力量会师，共同组建了第四十九路军工农革命军。 到了3月，贺龙留在洪湖地区继续领导第四十九军，而他本人则带领部分核心成员前往湘西北的桑植地区，着手建立更广泛的革命武装力量。几个月的努力使得该地区的游击战力大幅增强。7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8月，这支新成立的军队前往石门支援当地起义，尽管遭遇严重挫折，但最终200多名士兵在贺龙的领导下突围并撤退到堰垭一带。在11月，贺龙在堰垭地区对第四军进行整顿，此举是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建设的转折点。 1929年2月，由于队伍的迅速壮大和战斗经验的积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被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标志着红军向更加正规化的军事力量的转变。 随后的南岔、赤溪战斗进一步巩固了红四军的实力，使得该军在7月进行扩编时，已形成了包括第一路指挥部和第二路指挥部的较为完善的指挥结构。 在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一系列改编中，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军独立第一师，由段昌德担任师长。1930年2月，这支部队再次升编，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 到了5月，为了加强红军力量的统一和协调，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作出决策，将湘鄂西一带的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这一军团在7月4日的胜利会师中由贺龙和周逸群领导。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进行改编，第二军团被改编为红军第三军，贺龙继续担任军长，邓中夏担任政治委员，强调了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领导体制。 这一时期的重组不仅提升了红军的战斗力，也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了军队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下能够有效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 在地方武装力量方面，1929年春，中共湘赣边特委决定组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这是对当地党组织和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力量的一次重要整编。 此后，该团被纳入彭德怀的红五军中，成为收复井冈山等地失地的重要力量。1930年，湘东地区的赤卫队经过扩编，形成了更加有组织的游击队结构。 在1933年，为了更有效地领导湘赣根据地的共产党和红军活动，中共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局派遣任弼时前往湘赣边界，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及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6月中旬，湘赣红军经过重组，第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第十八军改编为红十八师，随后这两个师合并成立了红军第六军团。该军团立即被投入到红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同时也参与了抵御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围剿"。 红六军团的战略地位在随后的时间里变得尤为重要。1934年7月，受到当时中共中央由王明领导的“左”倾错误政策的影响，红六军团不得不离开其根据地，执行战略转移。 在此过程中，他们历经艰难，最终在10月24日与红二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地区成功会师，这标志着战略转移的完成。1935年底，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共同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 长征期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最终在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随后下达电令，指示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不仅加强了红军的整体战斗力，还有助于之后的战略部署。该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一道，共同在西北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到了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的整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的战斗任务进一步明确，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0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