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便装私访，他坐上黄包车，问车夫：“冯督军这人怎样啊？”车夫一听，破口大骂：“他可真不是东西。”没想到，冯玉祥不仅没生气，还赏了车夫20块大洋。 冯玉祥生于1882年，河北沧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冯玉祥的家庭情况并不富裕，其父为了生计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而冯玉祥则在9岁时入读私塾。1896年，冯玉祥跟随父亲的步伐，加入了保定五营。 在淮军服役期间，冯玉祥对军队中普遍的落后与无力感到失望，决定离开，转而投身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这一转变，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他结识了未来的恩人陆建章。陆建章不仅重用他，还将其内侄女刘德贞嫁给了冯玉祥，这一婚姻也为冯玉祥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在陆建章的支持下，参与了滦州起义。尽管起义失败，冯玉祥却因此获得了解职而非更严厉的处罚。接下来的几年，他在陆建章的保护和提拔下，逐步上升到军事高层。 到了1920年，冯玉祥已经是陕西督军，掌控着西北军。他利用这一地位，在后续的直奉战争中，支持曹锟和吴佩孚对抗奉系的张作霖。然而，胜利后吴佩孚的排挤使他失去了北京南苑的防务，转而驻守边疆。 在冯玉祥担任陕西督军期间，掌有重权。他在政治上已有一定的地位，但对自己在民众中的声誉感到好奇。一日，他决定不以军装出现，而是穿着平民服装，私下出访，以此了解普通百姓对他的真实看法。 那天，他坐上了一辆黄包车，由一位不知情的车夫驾驶。在轻松的谈话中，冯玉祥试探性地问起了车夫对“冯督军”的看法。这个问题直接触及了车夫的痛点，车夫并没有察觉乘客的身份，直言不讳地批评起冯玉祥来，甚至痛斥他“真不是东西”。 面对这种尖锐的批评，冯玉祥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或不悦的情绪。相反，他深知这种坦率的反馈难能可贵。车夫的回答给了他反思自身政治行为的机会。车程结束时，冯玉祥并未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从包里拿出二十块大洋，作为对车夫坦诚之言的奖赏。 1924年直奉第二次战争爆发，在这一关键时刻，冯玉祥作出了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的决定：他突然倒戈，发动了震惊政界的“北京政变”，这一行动推翻了直系总统曹锟，也极大地改变了他个人的政治命运以及北洋政府的权力结构。 此前，冯玉祥虽然在曹锟和吴佩孚的直系政权下担任要职，但他对直系的排挤政策和对军事同僚的不满积累已久。冯玉祥的政变，是对直系长期以来排挤和压制的直接回应。他与曹锟的政见不合，特别是在对待国内其他势力及处理政府内部事务的方法上有明显分歧。曹锟的统治被视为独裁和腐败，这进一步促使冯玉祥采取行动。 在决定倒戈的那一刻，冯玉祥密谋周详，选择在直奉第二次战争期间，当曹锟的力量分散且不稳定时，发动政变。他率领部队突袭北京，迅速控制了关键的政府机构和通信设施，确保了政变的成功。 政变成功后，冯玉祥与奉系的张作霖形成了新的政治同盟。他们共同控制了北洋政府，这一时期内，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权力平衡极为微妙。尽管表面上是合作关系，双方实际上都在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为了平衡张作霖在北方的势力，冯玉祥支持段祺瑞出山，担任国家元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稳定政局和军队的忠诚。 然而，这种权力的共享并不稳定。随着张作霖的势力逐渐增强，冯玉祥感受到了来自奉系的排挤。1925年，他被调任西北边防督办，这一职位虽然重要，但明显削弱了他在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冯玉祥并未放弃政治斗争。在西北，他不仅稳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还通过各种手段，如加强与民间的联系和改善治安，以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军队的忠诚度。 1926年，面对奉系的郭松龄被击败，冯玉祥选择远赴苏联考察。一年后，随着蒋介石的北伐军北上，冯玉祥返回国内，率领西北军加入北伐，显示了他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他与蒋介石的合作在张作霖的死后，对东北的易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统一全国的形势得以确立。 然而，与蒋介石的关系并未持久。1930年，冯玉祥与其他军阀联合反对蒋介石，结果失败。这场所谓的中原大战，标志着冯玉祥军事力量的衰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努力抵抗，但最终失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前往美国考察，但内战爆发后，因公开批评蒋介石政府而被吊销护照。1948年，他在回国途中不幸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