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原国军中将郑庭笈被特赦，他对杜聿明说：“两年前我和妻子离婚，现在是有家难回。”周总理得知后，主动出面做工作，了却了郑庭笈的心事。 郑庭笈是海南文昌人，黄埔五期生，是杜聿明第五军系统的骨干。 辽沈战役打响后，郑庭笈任49军军长，隶属于廖耀湘西进兵团。廖耀湘兵团覆灭后，郑庭笈被俘。 郑庭笈被俘后，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在接见他时，言辞恳切地说：“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了。” 司令员还细心地要给郑庭笈换上棉大衣，这时的郑庭笈非常顽固，拒绝说：“我只待一死，冷又何妨？” 不久后，郑庭笈和廖耀湘等被俘的西进兵团高级将领，被送去哈尔滨安置。当郑庭笈走进关押高级战俘的院子后，看到许多被俘的国军将领在院子里悠闲散步，互相聊天，一个个看上去红光满面，这让他大为吃惊 。 起初，郑庭笈满心狐疑，他偷偷观察着周围的人，拉住一个原来的师长，小声问：“你们都成了俘虏，怎么还能这般自在？” 那人说：“郑军长，人家别的不说，优待俘虏上，那是说到做到，我当师长时，伙食也就现在这个标准。” 待了一段时间后，郑庭笈的思想开始转变，也有了反思。 一天，战俘管理团的何政委，找来郑庭笈说：“如今的局势你也看得明白，希望你能给在94军当军长的族兄郑挺锋写封信，劝劝他停止无谓的抵抗，早日顺应民心。” 郑庭笈听到这话，瞬间浮现出几个月前，他与郑挺锋在北平一家酒楼里把酒言欢的场景。郑庭笈心中满是纠结与挣扎，说：“何政委，这让我如何下笔啊。” 何政委笑着说：“你心里清楚，继续打下去，受苦的只有老百姓，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你劝劝郑军长，也算是做件好事。” 郑庭笈考虑了一会后，说：“好，何政委，我写。” 信写好后，郑庭笈又反复读了几遍，然后说：“就这样了，送过去吧。” 虽然郑挺锋最终并未听从劝说，但郑庭笈的态度得到了战俘团干部的认可，认为他是真心改造的。之后，郑庭笈又通过广播，不断劝说昔日同僚起义。 当时，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带着儿女在海南，她原本是打算随后去台湾或香港的。 一天，冯莉娟打开收音机后，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那是郑庭笈。冯莉娟不可置信地听着广播。儿女们也围了过来，好奇地问：“妈妈，这是爸爸的声音吗？” 冯莉娟眼眶泛红，重重地点了点头，经过一番考虑，她决定留下。海南解放后，冯莉娟见解放军军纪很好，完全不是国民党之前宣传的那样，便放下心来，带着儿女去北京见郑庭笈。 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的郑庭笈，当得知冯莉娟带着儿女要来探望时，激动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见完面后，郑庭笈对一同改造的杜聿明、王耀武等 “同学” 说：“她一个人拉扯孩子，太不容易了。等将来我出去，一定要好好补偿她。” 王耀武说：“你能有这份心就好，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说完后，王耀武突然脸色黯然，原来，他想起了在香港的妻儿。 就在郑庭笈积极改造，准备出去和妻儿团聚时，1957年的一天，冯莉娟却拿着离婚协议，来找郑庭笈，说：““庭笈，我也不想啊，可孩子们因为你的身份，在学习和工作上都遇到太多问题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未来就这样了，我也是没办法。” 郑庭笈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许久，他缓缓伸出手，拿起笔，手颤抖着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两年后，郑庭笈被第一批特赦，这是一件喜事，但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那就是和冯莉娟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周总理在会见第一批特赦人员时，在和郑庭笈聊天时，问道：“我听说你离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郑庭笈说：“当年是外界压力太大了，我和莉娟实在扛不住，只能无奈分开。” 周总理听后，轻轻叹了口气，说：“破镜未必不能重圆。” 郑庭笈特赦后，被安排在政协担任文史专员，而冯莉娟是政协打印部的文员。此后，因为工作中取送材料的缘故，郑庭笈与冯莉娟有了频繁相见的机会。 一开始，两人见面还有些拘谨，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后来交流就多了，彼此之间，也不尴尬了。 周围的同事们也察觉到了两人之间微妙的变化，有人很直接的对郑庭笈说：“老郑啊，你们之间本就没有矛盾，赶紧复婚吧。” 后来，周总理在一次政协组织的活动中，遇见了郑庭笈后，亲切地拉住他的手，笑着问道：“你复婚了吗？” 郑庭笈的眼眶湿润了，他没想到周总理一直将自己的事情放在心上，说：“还没有，谢谢总理的关心。” 周总理鼓励道：“要努力啊，一家人还是团圆的好。” 转眼到了1960年10月1日，国庆佳节，北京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而对于郑庭笈和冯莉娟来说，这个国庆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天，两人复婚了。 就在不久前，政协给郑庭笈分配了一套新房，让这对复婚的夫妇，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所。 两人的复婚，并未举行仪式，郑庭笈让冯莉娟包了素馅饺子，招呼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同事。 后来，郑庭笈常常感慨：“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