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翻开二十四史，其实就是百姓的苦难史，动辄户口减半，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易子而食。底层人从来没有被真正善待过。历史就是皇帝们的家史，主线就是怎么抢皇位，巩固皇位。所有百姓的事情占不了史书的一页。” 翻开二十四史，我们看到的多是帝王将相的兴衰，鲜少记载普通百姓的生活。正如林语堂所说，历史往往是皇帝们的家史，皇权更迭、政治斗争占据了史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底层百姓的苦难，往往只在＂民不聊生＂、＂易子而食＂等简短记载中一笔带过。 康乾盛世被后人称颂为＂天朝上国＂最后的辉煌，然而这份辉煌的背后，却是大多数百姓难以维系的生计。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带着对东方大国的憧憬来到中国，他期待看到的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个富庶繁华的天朝。然而，当马戛尔尼一行人实地考察后，眼前的景象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在当时的中国，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清朝的农民分为短工和长工，短工一个月的收入在300到1800文之间，而长工虽然包吃包住，一年也只有3到4两银子的收入。当时一石大米就需要3两银子，这意味着一个长工全年的收入仅够买到15斤左右的大米，勉强维持两个人的基本温饱。 在江南水乡，本应鱼米丰饶的地区，却常常可以看到面黄肌瘦的农民在田间劳作。他们身上的粗布长衫满是补丁，风一吹就显得格外单薄。京城中的贫民更是艰难，他们挤在狭小的棚户区里，有时甚至要靠捡拾富户倒掉的剩饭剩菜度日。沿海的渔民虽然面朝大海，却常常因为苛捐杂税而无法保住自己的渔获。 与底层百姓的困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官员们过着奢靡的生活。以和珅为代表的贪腐官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甚至连马戛尔尼访华时扔掉的腐坏禽畜，都会引发百姓争相打捞的惨状。这一幕让马戛尔尼深深认识到，所谓的盛世繁华，不过是统治阶层的自我陶醉。 当西方已经进入工业革命时期，清朝却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大批官员对西方科技采取排斥态度，错失了工业化的重要机遇。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不仅加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也让原本就艰难的底层百姓失去了通过工业化改善生活的可能。 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之上。以清朝为例，农民除了要缴纳正常的田赋外，还要承担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收。官府征收税款时往往采取加码征收的方式，一两银子的税款可能要多收三五钱不等。这些额外的税收大多流入了地方官员的腰包，让本就贫困的农民雪上加霜。 清朝的官僚体系充斥着贪污腐败。地方官员为了升迁，不惜加重对百姓的盘剥；朝廷重臣为了积累财富，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科举制度本应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阶梯，但在后期也逐渐异化为权贵们把持仕途的工具。大量寒门学子即使苦读诗书，最终也难以突破重重关卡。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根源就在于苛捐杂税和官场腐败。黄巢起义席卷全国，最终导致大唐帝国的崩溃。到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虽然推动了文化发展，却也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宋朝政府对农民的盘剥，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明朝末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地主兼并、天灾人祸，加上官僚集团的腐败，最终导致李自成起义，明朝覆灭。 清朝面临的不仅是内部的腐败，更要应对外部的挑战。当英国等西方国家经历工业革命，发展出先进的生产方式时，清朝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的政策让中国错过了工业化的机遇，导致与西方的差距日益扩大。西方列强看穿了清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开始虎视眈眈地盯上这个衰落的帝国。 在这段历史中，民间留下了许多反映底层生活的谚语，如＂朝廷前面跪着走，衙门口下磕头过＂，生动描绘了百姓在官府压迫下的卑微处境。民间文学作品中也多有描写，《三字经》中＂养不起，死不葬＂的句子，道出了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面对重重压迫，普通百姓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存智慧，比如在清朝，一些农民会选择逃往关外谋生，或者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小商贩等副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