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说，用不着，走吧！抵刑场后，陈仪稳步下车，扭头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 陈仪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从而步入了国民政府高层的核心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仪作为国民政府的一员，面对外敌的侵略，本应挥军抗击。可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复杂，他被派往台湾参加日军组织的活动，这一行为引来了福州百姓的极大不满。归国后，他的形象大损，尽管心怀国家，却无法挽回民心。 到了抗日战争末期，陈仪与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汪精卫的投日行为使得陈仪不得不站出来表明立场，他公开谴责汪精卫的叛国行径，并向福建百姓道歉，说明自己的无奈和受限。尽管他试图表达自己的无奈和受限，但这一行为并未能完全挽回他在民众中的形象。 战后，陈仪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面对岛内紧张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他提出多项改革建议，试图稳定台湾局势。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的处理方式未能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反而使得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急转直下。 在蒋介石的眼中，陈仪的一系列决策和行为都显示出他的不稳定和潜在的威胁。而陈仪在职责与个人信念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剧。最终，这位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考虑的将领，因为被指控策动汤恩伯叛逃而遭到蒋介石的极度不满和处罚。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判处死刑，所有财产被没收，只留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给家人。死刑的执行是在台北一处隐蔽的囚牢中进行的。陈仪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从容和尊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对这位老将重新评价。他整理衣装，拒绝享用临刑前的美酒佳肴，只是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他的最后遗言，预言汤恩伯不会活过五年，这一预言不久后竟成为现实，汤恩伯也在五年后去世。 汤恩伯与陈仪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这段关系起源于1912年，当时陈仪担任陆军小学校长，而汤恩伯是一个贫困的学生，向陈仪求学。陈仪的慷慨接纳。 汤恩伯原名克勤，为了表达对恩人陈仪的深厚感激，他改名为恩伯。陈仪不仅提供学业上的支持，还在多个关键时刻资助和推荐他。1929年，汤恩伯东渡日本深造时，正是陈仪提供了经济支持，使他得以入读日本的士官学校。归国后，陈仪继续扶持他，使其在南京总司令部担任少校，后来更是被推荐为89师师长。 陈仪在政治上的失势，并未影响汤恩伯对他的忠诚。陈仪被蒋介石罢免后，汤恩伯甚至远赴台湾，只为安慰这位一直支持他的长辈。但汤恩伯在随后的岁月里，渐渐与蒋介石走得更近。 汤恩伯的军事生涯在国民党中曾一度看好，特别是与蒋介石的关系使他得到了迅速的晋升。然而，1944年日军发动的交通线战役暴露了他的军事指挥不足，导致了其军事生涯的转折点。此战后，蒋介石开始对他失去信任，汤恩伯的地位因此急转直下。 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的主力七十四师全军覆没，汤恩伯的军事才能再次受到质疑。在这场灾难后，汤恩伯的心理压力极大，他甚至考虑过自我了结，表现出极度的绝望。此时，他找到了陈仪，希望得到指导和安慰。不料，陈仪已有觉醒，希望与汤恩伯共同反对蒋介石。 陈仪的计划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1948年，他拒绝了蒋介石安排他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命令。这一拒绝表明了他与蒋介石政见的分歧已无法调和。尽管如此，陈仪还是在蒋介石的再三请求下，暂时接受了这一职务，但他已有不同打算。 陈仪与汤恩伯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陈仪试图通过私下的长谈，说服汤恩伯一起反对蒋介石。然而，汤恩伯的立场却在此时变得模糊。他接受了陈仪的提议，表面上答应参与起义，但情感的挣扎和对蒋介石的忠诚让他陷入两难。 1949年，随着解放军的北进，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此时的汤恩伯，面对着自己的职业和道德的双重压力。他曾向陈仪保证会支持起义，但随后却将陈仪的信件交给了蒋介石，彻底背叛了陈仪。这一行为导致了陈仪及其亲信的政治生涯的崩溃。 最终，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被蒋介石当局处决前，痛斥汤恩伯的背叛。而汤恩伯，虽未受到明显的政治处罚，但其军政生涯自此名声扫地，不再被蒋介石重用。1954年5月，汤恩伯在日本意外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