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纪曼1949年3月被捕，狱中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毛人凤下令，死刑。范纪曼在临刑前夜,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就在他前往厕所时，-个看守叫住了他，范纪曼有些慌张，看守却只说了一句:“早去早回”。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表面上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了国防部的少将代理专员。由于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深知如何掩饰自己的身份，巧妙地将共产党情报传递给组织。他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战役情报，甚至包括蒋介石欲撤退至台湾的消息。 当沈寒涛被捕后，特务在他房间搜出了范纪曼送给沈寒涛的一本书，并且发现这本书上有范纪曼的签名，这才让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怀疑他有问题。范纪曼很快被捕。 监狱中不仅环境恶劣，而且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似乎准备对他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甚至有了处死的计划。 他决定趁监狱长离开时，寻找逃脱的机会。于是，他装作肚子疼，要求去厕所，在监狱长的疏忽下，他成功利用厕所墙面和木板成功逃出监狱。虽然逃出了监狱，范纪曼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回望早年的经历，范纪曼曾因为叛徒的出卖，在1930年首次被捕。那时的他完全没想到自己的身份会被暴露，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绝不泄露任何与党相关的机密。经过三个月的牢狱生活，范纪曼虽然未曾泄漏任何情报，但当他重新获得自由时，党内的组织已经发生了剧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崩溃，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恢复党籍的材料。 虽然没有身份的确凿证明，范纪曼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默默地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在北平的日子里，他不断充实自己，通过学习俄语和英语，为日后更复杂的任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最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耐心，重新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 最开始范纪曼未直接参与抗战的前线工作，而是在北平的一家报社工作。在这里，他的语言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尤其是在外语翻译方面，范纪曼精通英、日、德等多国语言，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语言专家”。 1934年，范纪曼与刘尊棋、刘逸樵等人结识，成为了彼此的朋友。刘逸樵当时是《大晚报》的特约记者，而刘尊棋则是与范纪曼同一阵线的人。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加快，范纪曼逐渐成为了负责日本情报收集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一阶段，他也逐步接触到更多的党内任务，成为了我党在北平的情报人员。范纪曼的特殊身份让他在许多重要的情报交换和任务执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正当范纪曼为党收集情报并向上级报告的过程中，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一天中午，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好友曹策的求救信。曹策是范纪曼的老朋友，同时也是我党的干部，但不知何故，曹策被国民党逮捕并关押在监狱中。 范纪曼没有丝毫犹豫，决定尽快营救这位朋友。想到一个可能的途径，他联系了曾经的老同学陈恭澍，后者是国民党的秘密刊物负责人，具备一定的政治背景和人脉。陈恭澍虽为国民党成员，但和范纪曼关系深厚，范纪曼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帮助曹策脱离困境。 最初，范纪曼以为这件事情会很快解决，但事情的发展远比他预想的复杂。陈恭澍虽然答应了帮助，但始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每次范纪曼前去询问，陈恭澍都只是口头上安慰，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最终，陈恭澍才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需要范纪曼帮助翻译一批关于国民党和日本之间军事合作的文件。这些文件对范纪曼来说既陌生又令人震惊，内容涉及极为机密的军事信息。 面对这一要求，范纪曼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答应了下来。这一决定不仅救出了曹策，还间接为党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情报。然而，事情并没有因为这次合作而顺利结束，反而使范纪曼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当范纪曼将这些情报送往北平并交给党内相关负责人时，虽然完成了任务，但由于某些情报人员的叛变，这一行动很快被日本方面知悉。范纪曼再次被捕，被关入监狱，面临着严酷的审讯和生命威胁。 尽管如此，范纪曼始终没有承认自己与党内的任何联系，也从未出卖过任何信息。最终，凭借朋友彭雅萝的帮助，他获得了无罪释放。 在随后的日子里，范纪曼依旧活跃在收集情报的第一线，甚至在日军占领上海后，他被调往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此时，他不仅肩负着收集日本军事情报的任务，还要面对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复杂压力。 虽然他表面上为国民党效力，但实际上他始终保持着对我党的忠诚。陈恭澍再度找到了范纪曼，希望他为国民党进一步收集日本军队的情报。范纪曼没有明确拒绝，但也没有立即答应，而是选择了沉默。后来，陈恭澍表示，他希望范纪曼能够将部分对我党的情报交给国民党，这样既可以帮助国民党，也能减轻范纪曼在上海的工作压力。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上海，我党在上海的电台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为了保护这一重要的情报传递渠道，范纪曼决定将电台秘密安置在自己家中。然而，这一决定并未能避免灾难的降临。电台的负责人不幸被日本特工抓捕，并在审讯中供出了范纪曼的身份。范纪曼再次被捕，进入了牢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