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他不顾妻子反对，用刀划开刚出生3天女儿的后背，看着女儿奄奄一息，妻子

1948年，他不顾妻子反对，用刀划开刚出生3天女儿的后背，看着女儿奄奄一息，妻子瘫软在地，谁知他这一举动，竟救了千万中国婴儿。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年仅十七岁的张金哲，刚刚步入天津耀华中学，却未能逃避战火的波及。随着国家陷入战乱，张金哲的学业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租界内大量因战乱失学的孩子们，成了社会的隐痛。 耀华中学的校长看到这一情景，决定收留这些无处可归的学生，试图给他们一个相对安全的庇护所。然而，这一行为引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校长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一次残忍的刺杀中倒下，张金哲目睹了这一血腥的事件。 随着校长的死亡，学校迅速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区，经历了无数的生死离别与社会变革，张金哲渐渐意识到，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他选择了医学，决定以救死扶伤为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 1946年张金哲从上海医学院毕业。那时，他已二十六岁，虽然年纪不算轻，但他依然未曾理清自己的人生方向。唯有医术，是他愿意为之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带着年轻的理想和一腔热血，进入了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担任外科医师及总住院医师一职。 一个急诊室的场景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中。，一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带着一名一岁左右的孩子闯入了医院。孩子的身体冰冷、没有任何反应，微弱的呼吸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张金哲立即意识到情况极为危急，迅速带领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入急诊室。 经过初步诊断，孩子的情况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面色发紫，呼吸困难。张金哲全身心投入到抢救中，急忙进行人工呼吸，并呼叫总住院医师赶来会诊。在他紧张的操作下，病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医生们围绕着孩子，脸上都布满了焦虑与无奈。当总住院医师赶到时，他简单检查了一番后，直接表示“别抢救了，开死亡证明吧。” 令他感到震惊的是，抱着孩子进医院的竟然是他的初中老师。老师眼中的哀伤与绝望，让他倍感沉重。张金哲知道，无论多么沉痛，医者的使命就是不断前行，哪怕面对的是无法逆转的生死。痛定思痛之后，张金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专注于小儿外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小儿外科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尽管在医学领域已有一定成就，但针对儿童的外科治疗却几乎没有基础，甚至没有专门的医院和医生能为孩子们提供有效的手术治疗。尤其是新生儿的小儿外科问题，成了全国范围内亟待解决的“疑难杂症”。面对这个困境，张金哲没有退缩，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 1948年，张金哲所在的医院面临着一种严重的危机——新生儿皮下坏疽的蔓延。每五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死于这种可怕的疾病。病因不明，症状严重，且几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皮下坏疽会导致新生儿背部的化脓，随着病情加重，很快会导致生命丧失。 面对这一状况，许多医生选择回避，甚至连手术治疗的尝试都没有。张金哲却在这种环境下勇敢地提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治疗方法：在新生儿背部开一个小口，让脓血自然流出。这个建议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极大的医术信心，因为没有任何医生曾在新生儿身上进行过类似的手术。 当张金哲决定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时，一个沉痛的打击接踵而至——他的女儿也被这种皮下坏疽感染，只有三天大的她，面临着生命的威胁。此时，张金哲的心情无比复杂，但他清楚，只有通过这种治疗方法，才能挽回女儿的生命，也可能为更多的新生儿带来生机。 张金哲决定亲自为女儿进行手术。幸运的是，手术成功，女儿从死神的边缘走了回来。 紧接着，1950年8月，张金哲带着这份信心，着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这个科室起初条件十分简陋，只有简单的设备和几张床位，但张金哲知道，这一切的艰辛都是为了能够为更多患儿提供治疗。在这个过程中，他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在手术技术方面。由于缺乏经验，许多手术都需要他反复查阅资料，反复模拟演练。 尽管条件艰苦，张金哲从未退缩。为了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他不断改进和创新医疗器械。由于当时国内的医疗设备严重匮乏，许多常见的手术器械都需要张金哲亲自设计和制造。无论是用罐头盒焊接的小儿麻醉机，还是自制的儿童插管喉镜，张金哲都凭借自己扎实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955年，北京儿童医院成立，张金哲被借调到此，进一步推动了小儿外科的发展。在北京，他加强了对手术器械的研究和使用，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了大量的小儿外科医生。为了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张金哲几乎每周都会为医学院的学生讲解手术技术，亲自示范如何进行小儿外科手术。与此同时，他还承担了编写教材的任务，为国内小儿外科的医学教育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 在张金哲的推动下，国内小儿外科领域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团队，大家通力合作，共同研究，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开展小儿外科手术的国家之一。到1970年代，张金哲和他的团队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有效降低了新生儿的死亡率，成功开展了大量复杂的儿童外科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