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台湾蛰伏了42年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伪装身份回到大陆。到家后，却看到一屋子来回跑动的孩子，他不禁皱起眉头：＂我42年没回来了，这些孩子是谁的？＂ 1945年初的香港，街道上人来人往，港口的轮船汽笛声此起彼伏。那时的谢汉光刚从四川的一所中学辞去教职，准备前往台湾工作。 他原本打算直接去台湾，但由于当时内地没有直达台湾的轮船，必须先到香港中转。在香港停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经过短暂的相处，他们发现彼此有着相似的人生价值观和对未来的期待。那一年谢汉光28岁，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于是他决定暂时放下台湾的工作计划。 婚礼很简单，只邀请了几位亲朋好友。新婚的喜悦还未散去，一个意外的访客打破了这份平静。 婚后第九天，中共华南分局的香港负责人来到谢汉光家中。负责人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组织任务：让谢汉光以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前往台湾，在那里建立地下工作据点。 面对这个任务，谢汉光没有任何犹豫就接受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深知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远超个人生活。 为了完成任务，他需要利用大学老师的关系网络。此前，他的一位大学老师已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担任所长，并曾发来电报邀请他去工作。 组织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掩护身份。临行前的晚上，谢汉光看着熟睡的妻子，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第二天清晨，妻子为他收拾行李时，把一件厚厚的毛衣放在了最上面。她只说了一句：＂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我在家等你。＂ 谢汉光与几位地下党同志商定了联络暗号和接头方式。 带着组织的嘱托和妻子的期盼，谢汉光踏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香港港口，他不知道这一别竟是42年。 到达台湾后，谢汉光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站稳了脚跟。 几个月后，他的大学老师调任其他岗位，谢汉光接替了所长的职务。这个职位不仅为他提供了稳定的身份掩护，也为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初，组织安排他的大学同学张伯哲来台工作。张伯哲是谢汉光最信任的战友之一，他们在大学时就一起参加过地下工作。 谢汉光利用职务之便，把张伯哲安排在莲花池分所工作。随后，他又帮助另外两位大学同学陈仲豪和梁铮卿在台湾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四个老同学在台湾重聚，互相照应，地下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他们定期在安全的地点碰面，交换情报，讨论工作进展。 这种平静在1950年被打破了。一位名叫王明德的同志因为多次向女友传递《光明报》，引起了国民党的怀疑。 王明德被捕后，在严刑拷打下暴露了一些情况。台湾地区的重要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在残酷的审讯下叛变。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国民党在短时间内抓捕了近500名地下党员。 谢汉光的同学梁铮卿和张伯哲也没能逃过这次浩劫。不过在被捕前，张伯哲设法给谢汉光捎来一封信，警告他立即转移到台中的南屯村。 收到信后，谢汉光立即离开了工作岗位。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一位叫汤溪伯的农民。 汤溪伯是个热心人，看到谢汉光狼狈的样子，把他带回了家。为了取得信任，谢汉光说自己是逃避服兵役的青年。 村里恰好有一个叫叶依奎的年轻人多年前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在村长的帮助下，谢汉光开始用叶依奎的身份在南屯村生活。村民们都以为他是那个走失的叶依奎，没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从此，谢汉光开始了长达42年的隐姓埋名生活。 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政策后，谢汉光以叶依奎的身份登上了返回大陆的游轮。他随身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里面装着这些年积攒的一点积蓄。 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妻子娘家的地址。推开院子的门，眼前的景象让他愣在原地。 院子里跑着三个孩子，他们一会儿追逐嬉戏，一会儿又围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转。那位老妇人正是他分别了42年的妻子。 妻子仔细看了看他的脸，立刻认出了这个当年的丈夫。两人紧紧相拥，泪水沾湿了彼此的衣襟。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过来。妻子擦干眼泪说：＂这是咱们的儿子，我怀孕的时候你就走了，他出生都没见过父亲。＂ 原来，丈夫离开后不久，妻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独自一人在娘家生下孩子，咬牙把儿子抚养成人。 如今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还生了三个孩子。那三个在院子里玩耍的，就是谢汉光的孙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妻子说起这些年的艰辛，她以为丈夫很快就会回来，一直在原地等待。 回到大陆后，谢汉光得知老同学陈伯豪还健在。陈伯豪主动提出帮助谢汉光恢复真实身份。在陈伯豪的协助下，组织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恢复了他的档案。 这个重获新生的家庭，弥补着过去42年的分离之痛。谢汉光终于可以以真实的身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