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包括红25军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极少出现高级将领叛变投敌的事情。不过，凡事都

历史上，包括红25军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极少出现高级将领叛变投敌的事情。不过，凡事都没有绝对。 1932年至1933年间，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调动了近百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军事行动规模之大、准备之充分、手段之残酷，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正大行其道，博古、李德等人抛弃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军事方针，盲目追求与敌人正面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革命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许多革命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大批革命干部和战士牺牲，部队的物资补给也日趋紧张。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少数意志薄弱者的信念开始动摇，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像红25军75师师长周希远这样的叛变事件才会发生。 红25军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留守部队，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后，25军军长吴焕先率领这支不足两万人的队伍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开展游击战。他们熟悉地形，灵活机动，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成绩斐然。 然而，鄂豫皖省委却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脱离实际地要求25军放弃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转而主动进攻城市。在七里坪战役中，25军被迫与国民党第2纵队的两个师正面交锋，随后又面临另外两个师的增援。在缺乏重火力和攻城器械的情况下，红军官兵只能以血肉之躯强攻坚固防线，付出了惨重代价。 这场持续四十多天的苦战，不仅消耗了25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更对部队士气产生了沉重打击。战后，25军不得不改编为＂新第25军＂，人数锐减至七千余人，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尤为严重的是，25军的军需物资几乎耗尽。战士们弹药不足，伤病员无法得到妥善救治，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难以保障。许多干部战士连续数月高强度作战，身心俱疲。 75师师长周希远的叛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一系列挫折后逐渐形成的决定。作为一名曾经坚定的革命者，周希远的动摇源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判断。他出身于普通农家，早年加入革命队伍时满怀理想，但随着战局日益恶化，特别是在七里坪战役的惨重损失后，他对革命胜利的信心逐渐崩塌。 周希远的家庭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抉择。据史料记载，他的部分亲属当时生活在国统区，这种特殊的家庭联系为他投敌提供了某种便利条件。此外，当时国民党方面正积极实施＂招抚＂政策，对投诚的红军将领承诺优厚待遇，这些外部诱因也加速了周希远的叛变决心。 1933年10月，在湖北黄安以北的乌鸡山脚下，周希远精心策划了叛变行动。他以讨论战局为名，召集75师所有连级以上干部开会，同时在会场周围布置了亲信警卫，确保控制局面。 李世煌作为二营政委，因驻地距离师部较远而晚到会场。命运的巧合让他避开了周希远设下的陷阱。当他抵达师部外围时，发现异常警卫部署，机警地选择绕道侦察，从而得知了周希远的叛变计划。 面对这一危急情况，李世煌表现出了非凡的判断力和行动力。他果断放弃单独行动的想法，借故离开现场，匆忙赶回二营驻地。在征得营长同意后，他迅速调集五连和交通班的全部战士，火速返回师部实施突袭行动。 周世忠1918年出生于湖北黄安的贫苦农家，十二岁便投身革命队伍，担任司号员。虽然年龄小，但他对革命的忠诚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却异常坚定。在李世煌返回二营调集兵力时，周世忠主动请缨随行，成为这次行动的重要参与者。 在将周希远制服并押送途中，突然遭遇敌军巡逻队，情况万分危急。如果周希远发出呼救，全队人员都将陷入绝境。关键时刻，李世煌当机立断下令处决叛徒，而年轻的周世忠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李世煌等人将处理叛徒的经过报告给军长吴焕先后，获得了充分肯定。吴焕先不但没有追究他们擅自行动的责任，反而给予表扬，并立即提拔李世煌为团政委，这充分体现了红军对叛徒零容忍的态度和铁的纪律。 这种对叛变行为的坚决态度，是红四方面军保持高度忠诚的重要保障。相比之下，同期国民党军队将领频繁倒戈投敌的现象则多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