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采用独特的“于敏构型”，与其他国家的氢弹相比，威力不差且稳定性更强，养护成本更低。于敏构型是中国科学家于敏独创的一种氢弹构型，正是这种氢弹构型使中国在氢弹研制上以世界第一的速度，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 1960年，中国的氢弹研究正式启动，这个重大的科研任务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所长刘杰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共同商讨并决定成立氢弹理论探索组。该组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并由核物理学家黄祖洽担任组长。 由于当时中国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原子弹的研发上，黄祖洽和钱三强意识到，成立氢弹组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合适的人才。面对这一问题，黄祖洽和钱三强商定，从原子弹研究团队中调派一些有经验的科研人员来补充氢弹理论组。 于敏，原本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已经在原子弹领域深耕了十年，眼看即将取得突破。这时转行进入全新的氢弹研究领域，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然而，考虑到国家的需要，他最终还是决定听从安排，加入氢弹研究的队伍。 于敏的加入并不是孤立的，他所在的团队逐渐集结了更多的科研人才，包括后来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及著名科学家周光召等人。 这些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氢弹这一全新的领域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未知数。对于氢弹的基础理论，大家几乎一无所知，所有的科研人员只能从头开始探索。 在缺乏现成资料的情况下，科研人员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外国报纸中寻找任何关于氢弹的线索。但无论他们如何翻阅各国的报纸，都未能找到任何有关氢弹的具体内容。 原因十分简单，氢弹技术作为高度机密的信息，根本不会出现在公开报道中。面对这种情况，科学家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凭借现有的知识基础，独立构思氢弹理论。 在钱三强的领导下，氢弹理论组的成员们日以继夜地进行研究。每一位科学家都贡献了自己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常常无法实现，或者被迅速推翻，但他们并没有气馁。 研究过程中，团队提出了数十种不同的氢弹设计方案，但每一种方案都被证明存在漏洞或无法实现。尽管困难重重，大家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持续努力进行改进。 与此同时，理论的进展并非唯一的难题。制造氢弹所需的实验数据庞大复杂，而当时中国的计算能力极为有限。那时，中国仅拥有一台运算速度为每秒五万次的计算机，这台计算机位于上海的华东计算机所，并且多用于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由于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缓慢且操作复杂，科研人员无法依赖计算机进行高效的数值运算。因此，他们只能依靠手动计算工具，如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进行繁琐的计算工作。即便如此，团队成员依然不曾放松，他们夜以继日，坚守在实验室中。 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原子弹，极大地鼓舞了科研团队的士气，大家更加团结，集中力量攻克氢弹的难关。到了1965年，氢弹研究终于迎来了突破。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团队成员们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快速推进了理论模型，经过反复验证，于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1966年12月28日，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成功完成了氢弹原理实验。这次实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短短几年内，已经完全掌握了氢弹的原理。 然而，掌握了氢弹的基本原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就绪。氢弹的爆炸威力极其巨大，如何安全引爆成为了新的挑战。为了减少核污染，科研人员决定采取空爆的方式进行氢弹试验。 美国曾成功进行氢弹空爆实验，这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可是，空爆技术的难度极高，美国花费了四年时间才成功掌握了相关技术。 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投弹飞机能够在氢弹爆炸之前安全撤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决定利用降落伞来减缓氢弹的下降速度，从而为投弹飞机提供足够的时间撤离。 但当时中国的降落伞技术尚未成熟，自动开伞装置的设计与研发面临巨大的困难。如果开伞失败，氢弹将可能在接近地面时爆炸，造成无法预见的严重后果。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调整，1967年2月，科研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了一种能够自动开伞的降落伞系统。接下来的工作迅速展开，氢弹的相关设备逐步完善，执行投弹任务的飞机与飞行员也确定了下来。1967年6月5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装载在列车上，从青海发往新疆。 6月17日上午8点20分，轰6型飞机在罗布泊上空投下氢弹。当氢弹下降到约3000米的高度时，一声巨响震动四方，空中瞬间出现了两个太阳。紧接着，随着蘑菇云的升腾，我国第一次成功实现了氢弹空爆。 参考资料：陈新主编. 《科学的旗帜 感动中国的100位爱国科学家》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