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在历史上到底是善政还是恶政？ 就这么说吧，摊丁入亩就像给大清朝的税收系统做了场心脏搭桥手术——血管是通了，可术后排异反应差点要了命。雍正四年浙江巡抚李卫在奏折里写"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这政策本质是把人头税换算成土地税，听着挺公平，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冰火两重天。 对黄河北岸的贫农王老五来说，这确实是善政。原先他家三个壮丁每年要交九钱银子丁税，赶上灾年卖儿卖女都凑不齐。摊丁入亩后，他家五亩薄田折算下来只要交六钱，省下的钱能给媳妇抓药治病。山东曲阜孔府档案记载，政策推行后当地在册人口十年暴涨47%，老百姓终于敢生孩子了。 但江南大地主们可不这么想。苏州"棉布大王"徐家原有两千亩地，突然要多缴三倍税银，气得在《申报》上登文骂街。更绝的是松江府地主们搞出"飞洒诡寄"，把自家田地挂在举人名下避税，搞得官府丈量土地时，同一块田能在三个不同鱼鳞册上出现。 最离谱的是基层执行。广西某县师爷发明了"虚亩法"，把全县土地面积多报三成，百姓实际每亩交税比朝廷规定多出35%。等乾隆爷南巡时，老农拦轿喊冤的状纸能装满三辆骡车。说到底，摊丁入亩是剂猛药，治好了明朝遗留的"丁税吃人"痼疾，却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阵痛——就像现代房产税改革，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自然有人拼死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