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上官云相想要辞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的职务。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的郝任夫等人劝说其留下，上官云相颇有深意的解释说：“华北不消数月，就会失守，我已经是社会上的罪人了，不愿意在做罪上加罪的罪人了。” 上官云相是家中长子。 他家里依赖着十几亩薄田，而兄弟姐妹众多。 1917年，他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上官云相，1919年被派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任排长。 当时的旅长是著名的“东南王”孙传芳。 1923年，孙传芳与福建军阀李厚基勾结，进军福建，成为当时的闽浙巡阅使，并兼任浙江军务督理。 在这个过程中，上官云相担任了浙江督理公署宪兵营长。 随着孙传芳的势力不断壮大，上官云相被任命为陆军暂编第七混成旅第一团团长。 1925年，孙传芳派遣上官云相北上，参与反击当时由张宗昌领导的直鲁联军。 上官云相在安徽一带重创张宗昌的白俄部队，成功俘虏了张宗昌的心腹旅长施从滨，并按照孙传芳的命令处决了施从滨，这一战功使得上官云相晋升为旅长。 随着北伐战争爆发，孙传芳的部队逐渐败退。 1926年，上官云相与国民革命军激烈作战，败退至江北。 在途中，他抓住机会发动反攻，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胜利。 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了军政府，并公开宣称恢复民国。 在此期间，上官云相升任第四师师长，参与了孙传芳领导的龙潭战役。 五省联军损失惨重，孙传芳的军事势力的彻底崩溃。 从此，上官云相跟随孙传芳流亡山东德州。 1928年，随着张作霖的败退，上官云相被蒋介石收编，改任第四十七师步兵第一四一旅旅长。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上官云相积极参与了蒋介石与其他新军阀的争斗。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他担任陇海路左翼军总预备队司令，率部进入郑州。 蒋介石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并在11月调任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随后改任国民政府参军。 1931月，上官云相接替顾祝同，任陆军第二师师长。 蒋介石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军事策略，进行对红军的“围剿”。 在此次“围剿”中，上官云相担任右翼集团军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参与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淞沪抗战爆发时，尽管上官云相的部队并未直接参与上海战役，但在战后的蒋介石再度指派他继续参与第四次围剿。 此次他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带领部队深入敌后进行骚扰和袭击，并阻止红军南撤。 随着红军长征的展开，上官云相紧随其后，参与追击红军的行动，甚至一度追至贵州境内。 1935年，由于他嗜赌成性，贪污了筑路费，最终导致上官云相被免去职务。 然而，蒋介石并未放弃他，1937年初重新启用他，任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官云相，参与淞沪会战，并在国民党71军军部退守苏州时发挥了作用。 1938年，上官云相升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并在7月被提升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此时，他还被调往安徽徽州，准备迎接第二次“剿匪”高潮的到来。 1941年，新四军的直属部队在叶挺的带领下开始北移，人数约为九千人。 然而，国民党政府为派遣了七个师约7万余人，准备在皖南地区对其进行围剿。 时值新四军行进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队的袭击。 敌军以新四军准备南下发展根据地为借口。 经过两天激战，军长叶挺组织指挥下，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 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叶挺率领部队成功抵达大王坑出口，但此时敌军第108师已封锁了所有通道。 叶挺亲自致信上官云相，要求对方放行新四军以避免无谓的伤亡。 上官云相回信表示同意，并邀请叶挺前来协商。 叶挺随即带领少数军官前往与上官云相谈判，但在途中被国民党军扣留。 随即，上官云相下令对新四军残余部队进行“清剿”。 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新四军的多名指战员英勇牺牲。 上官云相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在1943年他被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兵权。 战争结束后，上官云相继续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职务，直至1949年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1950年，他决定皈依佛门。 参考文献：[1]尹亚伟.皖南事变的重要策划者上官云相[J].民国春秋,2000(2):2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