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刚干完农活回来，不小心冲撞到婆婆。谁知，婆婆冲上前，一把就把她摁在地上暴打，打完不解恨，竟然硬生生她脚筋咬断。 在湖南资兴的深宅大院里，白家大小姐的绣鞋还未沾过田间泥土，就被父亲黄晦强行套上了红嫁衣。这位参加过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一面在长沙城头高呼革命口号，一面将亲生女儿推进了封建婚姻的牢笼——隔壁村李家的童养媳身份，成了这个进步家庭最大的讽刺。 李家宅院的门槛比白家高了三寸，婆婆李氏的刻薄却深似古井。天未亮就要摸黑喂猪的少女，总在捶打衣物的间隙数着手指上的冻疮。她不曾知道，那个被称作丈夫的男人，会在十年后成为用烟杆烫她后背的暴徒。当白薇无意撞破婆婆与货郎的私情时，李氏的利齿生生咬断了她的脚后筋，血色在青石板上蜿蜒成逃生的路线。 三次出逃如同精心编排的悲剧：第一次逃回娘家，父亲黄晦手持族谱厉声呵斥；第二次躲进柴房，被搜捕的族人用麻绳拖回；第三次她终于看透，那些所谓血亲，不过是坐在礼教牌坊下收受聘礼的伥鬼。1911年深秋，当武昌城头的枪声传到湘南时，白薇裹着渗血的裹脚布，在舅舅掩护下爬上了开往衡阳的货船。 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铜钟敲响时，李氏正举着烧红的火钳在十里八乡搜寻。白薇藏在女校阁楼的行李箱中，听着追兵的脚步声渐远，终于明白知识才是斩断锁链的利刃。她将《新青年》藏在《女诫》封皮下，在国文教员惊诧的目光中，写下第一篇白话诗《我要》。 东京的寒冬比湖南更刺骨。这个揣着师范文凭出逃的23岁女子，在筑地市场的鱼腥味里，把《源氏物语》垫在装满冰块的木箱下。码头苦力、家庭帮佣、澡堂杂役——无数个身份叠加成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入学证书。当她在早稻田大学的文学社读到《玩偶之家》时，指甲缝里的鱼鳞还泛着银光。 1924年樱花纷飞的季节，杨骚带着福州口音的日语闯入白薇的世界。这个比她小七岁的留学生在诗会上朗诵《离骚》，眼角泪痣在煤油灯下忽明忽暗。他们合租在神保町的木质阁楼里，杨骚说情话时总爱摩挲她脚踝的疤痕，却始终不肯触碰那叠浸着血泪的自传体小说稿。 三次诀别如同宿命轮回：第一次杨骚消失在南洋，来信说要去寻找“真正的缪斯”；第二次他在杭州与歌女厮混，染回的脏病让白薇高烧半月；第三次婚礼当天，新郎位置的空白比花轿更刺眼。当白薇在北平协和医院打掉第五个死胎时，鲁迅正为她的剧作《打出幽灵塔》写下序言，称这是“中国娜拉最凄厉的呐喊”。 1938年长沙会战的硝烟里，已成为战地记者的白薇收到杨骚从缅甸寄来的绝笔信。这个浪荡半生的诗人终于被乱枪打死在南洋橡胶园，信纸上还沾着热带雨季的霉斑。白薇将信件投入湘江，转身走向伤兵营的脚步再未迟疑——那些刻在石膏绷带上的诗句，成了她最后的爱情墓志铭。 晚年在作协大院独居时，白薇总爱把《杨骚诗选》垫在瘸腿的藤椅下。来访的后辈作家看见她抚摸脚踝旧伤的模样，总以为那是文坛前辈在构思新作。只有窗台上那盆永远不开花的君子兰知道，每个雨夜抽屉深处传来的呜咽，是百年前湘南少女穿越时空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