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暮春，长江流域笼罩在血色阴霾中。4月12日凌晨，上海公共租界的铁门次第洞开，数千身着短打的武装暴徒裹挟着晨雾冲出，向闸北工人纠察队驻地发起突袭，将工人赤卫队的简陋枪械一一收缴。三小时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冲突"为名开进市区，将缴械的工人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据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此次事件造成108人当场死亡，伤者被拖往苏州河丢弃，河面浮尸竟堵塞了外白渡桥的航运。 这场血腥镇压迅速蔓延至全国。在广州，黄埔军校的进步学生被集体押赴珠江边处决，行刑前被迫高呼"蒋总司令万岁"。武汉国民政府虽通电声讨，但内部早已暗流涌动。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部捣毁省总工会，将被捕工人装入麻袋沉入湘江。据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统计，至6月上旬，全省被杀害者逾万人，仅长沙识字岭刑场就处决了2000余人。 在江浙财阀的资助下，国民党右派建立"清党委员会"，对工农运动实施系统性镇压。上海商业联合会随即通电支持，承诺提供300万元"清党经费"。这种政商勾结的模式迅速复制至全国，南京、杭州、福州等地相继成立类似机构。据中共中央1927年8月统计，四一二政变后三个月内，全国有2.6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遇害，其中工人占比达63%。 这些暴行并未使革命力量屈服。在武汉，工人纠察队秘密转移至湘赣边界；在南昌，朱德创办军官教育团保存军事骨干。当汪精卫于7月15日正式"分共"时，中国共产党已开始策划秋收起义。历史证明，反动派的屠刀非但未能扑灭革命火种，反而促使中国革命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工人阶级先驱，用鲜血为中国革命标注了转折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