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斯年给陈寅恪夫妇写信，叮嘱他们抓紧时间南下。对此，陈寅恪夫人唐筼，动了心，想要收拾行李南下。但是陈寅恪却说“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紧接着，陈寅恪又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态度“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1926年，陈寅恪从海外学成归国，接受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职位，并与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一起，共同推动了国学的研究。 初到清华，单身的陈寅恪并未立即安定下来，而是因生活的空虚选择住进了赵元任的家中。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在家庭料理上有着相当的天赋，陈寅恪在享受她精湛的烹饪技艺的同时，也过上了“蹭吃蹭住”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令陈寅恪感到舒适，他并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事实上，他一度表示自己并不急于成家，虽然渴望有个温馨的家庭，但却不愿因此承担婚姻带来的责任和复杂性。 面对这种单身生活，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轻松的态度，甚至有时觉得，生活中不需要更多的束缚和压力。他的这种想法，也许正是来源于他那种对自由的强烈追求。 身边的朋友，尤其是杨步伟，却并不打算让陈寅恪一直如此“单打独斗”。她敏锐地意识到，陈寅恪的单身生活可能并非永恒的理想选择，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家庭背景。 杨步伟于是便开始了为他物色合适伴侣的计划。她瞄准了清华大学体育教师郝更生的义姐——唐筼。唐筼出身书香门第，与陈寅恪在家庭背景上相符，而且两人交谈甚欢。杨步伟便鼓励陈寅恪与唐筼进一步接触。 两人每次见面，陈寅恪与唐筼总是聊得津津有味，时间一去不复返，甚至一谈就是整整半天。即便如此，陈寅恪依旧保持着某种对婚姻的迟疑与冷静，他对婚姻的态度并非完全积极。 他曾在多次与好友吴宓的交谈中，提出自己的“五等爱情论”，其中将婚姻视为“最下等”的爱情形式。这种观点表明，他并不把婚姻视为人生的必经之路，反而认为它只是一种相对平凡的结合。 然而，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去世后，父亲陈三立便开始不断催促他成婚，尤其是唐筼的身份与气质也使得她成为了合适的结婚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与斟酌，陈寅恪终于决定接受婚姻的安排。1928年7月15日，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赵元任的家中举行了简朴的订婚仪式。 婚后，陈寅恪致力于学术研究，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问中，几乎没有时间或精力处理家庭琐事。因此，唐筼承担起了家庭中大部分的责任，虽然她对家务一无所知，却迅速适应了这一角色。 唐筼的日常工作包括做饭、养花、种菜、照顾孩子，以及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任务并不容易，但她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努力，尽职尽责。为了照顾丈夫的健康，唐筼特意自制了烤面包架，因为陈寅恪非常喜欢吃面包。 同时，陈寅恪体弱多病，需要喝牛奶和羊奶来滋补身体。唐筼便买来了一只黑山羊，每天早晨，她都会为羊挤奶。尽管这项工作非常辛苦，唐筼却毫无怨言，每天坚持着。 陈寅恪的身体状况在抗战后期逐渐恶化。长期的用眼过度让他视力衰退，最终导致视网膜脱落，成为盲人。即便如此，唐筼依旧悉心照料他，不仅帮助他查阅资料，还替他抄写许多学术成果。陈寅恪的许多诗篇正是在唐筼的帮助下完成，她会将他的文字一字一字记录下来。 事实上，唐筼的健康状况并不如外人所见的那样坚强。她的身体一直较为虚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令人心痛的是，鲜有人知晓她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她在无数日夜的劳累中逐渐消耗自己的身体，但始终未曾向任何人诉苦。 1949年，傅斯年建议陈寅恪夫妇尽早离开，去台湾避难。唐筼希望跟随丈夫离开，而陈寅恪却坚持不走。他对迁往香港或台湾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生活在那里他无法接受。最终，陈寅恪选择留在国内。 1955年七夕，陈寅恪在结婚纪念日向唐筼表达了他没有出走的悔意，赋诗写道：“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参考资料：屈小强，李拜天著. 《陈寅恪》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