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弃京西逃时穷得吃不起鸡蛋，向山西富商乔致庸借10万两白银，问：“要何赏赐？”乔致庸取出笔墨纸砚，说：“帮写4个字就行。”不曾想1年后，这4个字竟给乔家带来10亿两白银的生意。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愈加强硬，随着列强在中国的势力扩大，慈禧太后作为清朝的实际统治者，面临着越来越强的外部压力。 对于普通百姓的疾苦，慈禧并不关心，但她深知自己权力的稳定正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特别是那些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列强的特权让她更加愤怒。每一次列强要求清政府做出让步，慈禧的耐性便愈发薄弱。 义和团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慈禧表达对外压迫不满的途径。义和团虽然以反对外侮为名，但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却显得更加复杂。 慈禧一方面希望利用义和团来捍卫自己的统治权，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反抗西方列强的力量来增强清朝的独立性。但列强的干预并未停止，甚至在义和团的活动愈发激烈时，外部势力要求清政府彻底压制这一运动。 1900年，西方列强开始加紧对北京的军事打击，逼迫清政府做出更多的妥协。面对不断加剧的压力，慈禧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逃离北京。 8月14日，西方列强的炮火轰鸣声将北京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慈禧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焦虑。夜幕降临，她召集了重要的大臣，商讨如何应对眼前的局势。然而，最终的决定依旧是撤退。在绝望中，慈禧带着光绪帝及其余皇室成员、宫女太监悄然离开了紫禁城。 这次逃亡充满了狼狈和混乱，但慈禧依旧为自己保留了某种尊严，称之为“西狩”。然而，逃亡的过程却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一路上，慈禧一行人经历了种种困境。 首站是昌平州，距离北京不远，但因为途中突降暴雨，慈禧和她的随行人员只能寻找到附近的村庄躲雨。当天晚上，他们勉强吃到了些许面饼，许多人甚至连一口米都没能吃上。 在昌平的停留并不长久，慈禧带着愤怒继续赶路，直到抵达河北怀来县。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怀来县的知县无法提供丰盛的食物，慈禧却并未因此生气，反而高兴地接受了只有小米粥的餐食。 当晚，怀来县的乡绅们也为了讨好慈禧，纷纷献上肉类和其他食材。慈禧非常满意这一接待，知县因而获得了升迁。 在怀来县停留了几天后，慈禧一行继续前进，原本计划前往太原，但由于太原受灾严重，百姓生活困苦，无法提供所需的安逸环境。于是，她们的目的地变成了山西祁县。 祁县的大商人乔家为迎接慈禧的到来，进行了细致的安排。乔家当时的掌门人是乔致庸，得知慈禧一行将经过祁县后，乔致庸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接近慈禧的机会，因此精心为她准备了一座豪华的临时行宫。最终，慈禧入住了乔家大院。 同时，慈禧深知山西并非长久之地，如果继续前行，途中的开销将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想出了一个办法，向外界筹款。由于她极其注重自己的面子，无法忍受直接向百姓借款，她决定以募捐为名，向山西地方的大商人们寻求资金支持。 慈禧的募捐行动不仅针对乔家，还包括了附近的太谷县的曹家。两家商人尽管表面上表示愿意支持慈禧的“复国计划”，但实际上都明白，慈禧的真正意图是为自己的旅行提供资金支持。 关于两家借款的具体金额，历史资料中并未详细记载，但有记载表明，乔家至少提供了十万两白银，而曹家的借款金额也不低。尽管如此，慈禧仍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甚至在获得资助后，主动询问两家商人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奖励。 曹家对此没有明确要求，他们表示愿意完全听从慈禧的旨意。最终，慈禧赐给曹家一只金制的时钟，虽外形上华丽且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其实际价值有限。 乔家的应对策略则显得更加聪明。乔致庸清楚，慈禧的赏赐多为表面功夫，因此，他选择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巧妙的请求：他希望得到一封“老佛爷的手书”。 慈禧在听到这一请求后十分高兴，立即答应了，并随后命令山西巡抚为乔家送上一块匾额，上面书写着“福种琅嬛”四个大字。 参考资料：莫休著. 《历史上那些巨商们》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