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坦言：我很后悔，就算给100万也不干了 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李医生（化名）近日打破沉默，回忆起那次让他后悔终身的经历：整个过程仅用了4分钟。 他坦言，当时接到任务时，以为自己是在履行“人道主义使命”，可当药物注射完毕，患者瞳孔涣散的那一刻，他却感到一阵寒意涌上心头。 具体过程并不复杂。先是静脉注射镇静剂，让患者陷入深度昏迷，失去意识；接着注入肌肉松弛剂，停止呼吸；最后用心脏抑制药物，确保生命终结。 整个流程设计得冷酷而高效，4分钟内，一切归于寂静。李医生说：“我以为会很平静，像电影里那样，可现实是，患者的家属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我手抖得连针管都差点拿不稳。” 事后，他反复问自己：这真的是解脱吗？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安乐死从决定到执行的时间差异很大，有的需要数小时，有的却像这样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4分钟，短到让人来不及思考生命的重量，却长到足以让执行者背负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李医生坦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是医生，而是刽子手。” 这种冲突感，正是他如今后悔的根源，也让人们不禁反思：安乐死的高效，究竟是仁慈，还是残酷？ 说到安乐死，瑞士的“胶囊舱”事件总能掀起热议。 2021年，瑞士推出了一款名为“Sarco”的便携式安乐死装置，外形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舱，使用者只需按下按钮，舱内就会充满氮气，30秒内让人窒息而死，无痛且迅速。 可就在这“高科技解脱”引发全球关注时，法律的红线却让它摔了个大跟头。 瑞士是少数几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前提是必须由医生协助，且严格遵守程序。 Sarco的设计者宣称，它能让普通人“自助”结束生命，无需医生介入，这直接撞上了法律的灰色地带。 2022年，瑞士当局叫停了Sarco的推广，理由是它可能违反“协助自杀”的法律界限。 批评者认为，这种装置让安乐死变得“过于简单”，甚至可能被滥用；而支持者则反驳：“难道自主选择死亡的权利不该交给本人吗？”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技术与法律的碰撞。Sarco的失败让李医生感慨：“连瑞士这么开放的地方都卡在法律上，我那次执行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 他甚至庆幸自己没活在瑞士，不然面对这种“高科技诱惑”，他的内心挣扎只会更深。 安乐死看似离我们很近，但合法与违法之间，总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李医生如今的态度很明确：“就算给我100万，我也不干了。”他的后悔，不只来自那4分钟的煎熬，更因为他意识到，安乐死的合法化在现实中是个几乎解不开的死结。 为什么一个看似“人道”的选择，却让全球大多数国家望而却步？ 首先是伦理的拉锯战。支持者认为，安乐死是尊重患者自主权的体现，尤其是对绝症患者来说，活着可能是无尽的折磨。 可反对者却问：如果生命可以被“合法终结”，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被迫终结”？比如贫困家庭的病人，可能因经济压力而“选择”死亡，这还是自由吗？ 其次，医学界也左右为难。医生是救人还是“杀人”？李医生的经历证明，这种角色冲突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职业信仰。 法律上的障碍更是一座大山。即便在荷兰、比利时等少数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也得经过层层审核：患者需有明确意愿、病情无治愈希望、心理评估正常……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传统文化强调“生命至上”，法律至今连“安乐死”这个词都没正式定义。 2023年的一项民调显示，55%的中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但一到具体执行，伦理、法律、社会观念的冲突就让所有人退缩。 李医生叹道：“我当初以为自己在帮人，现在才明白，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都没准备好的难题。” 安乐死合法化的难，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心—它挑战的是我们对生命、死亡和责任的底线。而这条底线，至今没人敢轻易画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