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7日，西安的高德隆和妻子顶着压力，偷偷生下了第二胎，是个儿子，如愿以偿。随即他在厂里的职务被免，夫妻俩的工资也从当初的80多块，降到了不到50块，每个月还要扣除将近10块钱来交超生的罚款。 1981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处于严格执行阶段。＂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标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双职工家庭若生育二胎将面临严厉处罚。在西安市金属材料公司工作的高德隆和妻子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本不应再生育。 然而，在中国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下，高德隆夫妇依然希望能有个儿子。他们权衡再三，最终决定不顾政策限制，迎接第二个孩子的到来。1981年11月17日，高德隆和妻子顶着压力，偷偷生下了第二胎，是个儿子，如愿以偿。随即他在厂里的职务被免，夫妻俩的工资也从当初的80多块，降到了不到50块，每个月还要扣除将近10块钱来交超生的罚款。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经济打击。 尽管物质条件匮乏，高德隆夫妇却始终坚持给予孩子特殊的关爱和教育。他们经常告诉孩子，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只要一家人团结一心，总能度过难关。在这段艰苦岁月中，高德隆还组织了一个由同样因超生而受罚的家庭组成的互助小组，大家互相支持，分享资源和经验，共同渡过难关。 人生的转机往往出人意料。几年后，国家政策出现了一些调整，同时，高德隆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被提拔为公司下属供应站的经理。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他开始尝试倒卖钢材，很快让亏损的供应站扭亏为盈，成为公司倚重的人才。 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高德隆对儿子的宠爱也日益加深。作为家中独子，高明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几乎没有不被满足的要求。高德隆给他购买了名牌服装、高档学习用品，甚至在高明快满17岁时，花费巨资给他买了一辆高档赛车，希望能方便儿子上下学。 1998年11月4日那个阴冷的下午，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撕裂。17岁的高明放学后刚走出校门不远，就被几名小混混拦住。没有任何解释，他们便对高明展开了残忍的殴打，甚至用上了砖头和铁条锁等武器。很快，高明被打至休克状态，路过的同学见状立即将他送往了西安交大附属二院。 然而，命运再次对高明不公。接诊的医生在得知他是因打架受伤后，并未进行细致检查，只是草草处理后便让高明回家观察。第二天早晨，高明出现了头痛、恶心、干呕等症状，情况明显恶化。高德隆立即再次带他前往医院，检查后才发现高明已经颅内出血。尽管立即进行了手术，但高明始终未能恢复意识。 11月15日，距离高明18岁生日仅有两天时，这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悲痛之余，高德隆开始寻求法律途径为儿子讨回公道。很快，殴打高明的几名混混被警方逮捕。在法庭上，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高明班上有位姓王的学生，因嫉妒高明的优越条件，便找了六名混混在放学后＂教训＂他，却没想到酿成了人命悲剧。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七人中五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长十四年，最短三年；而主谋王姓学生和另一名参与殴打的刘姓学生因未满十八岁，没有被判刑。 为了平复内心的痛苦，高德隆尝试了多种方式。他请和尚到家中做法事，又多次前往寺院祈福，希望能够找到一丝慰藉。在和尚的建议下，他甚至短暂地＂出家＂，在宝鸡的一座寺庙中当杂役和卦师，试图通过佛法洗涤心灵的创伤。 然而，即便是清净的寺庙环境也未能平息他内心的怒火和痛苦。一段时间后，高德隆放弃了佛门生活，回到了家中。此时的他，已经开始酝酿一个可怕的复仇计划。 2000年除夕夜，西安交大附属二院急诊科发生爆炸，造成六名患者和一名护士受伤，门诊楼的三百多块玻璃全部震碎，经济损失达到4.9万元。这是高德隆复仇的开始，他特意选择人少的除夕夜实施计划，以减少伤亡。此后，他又在神经科放置了炸弹，所幸未能引爆。 为筹集购买炸药和雷管的资金，高德隆开设了麻将馆。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姓夏的黑社会人物，后者不仅骗取了他数万元钱财，还曾到麻将馆闹事并威胁他的妻子。2001年3月1日凌晨，高德隆在夏某家中安放了定时炸弹，造成房屋严重损毁但无人伤亡。 2004年1月27日，高德隆对当年七位打人者的家庭同时实施了炸弹袭击。他将炸弹伪装在水果礼盒和食品包装中，分别放在这些家庭门口。所幸大部分炸弹被及时发现并排除，虽有几处发生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很快锁定了高德隆，在两天内将其抓获。在被捕时，警方从他的枕头下搜出了一个炸弹装置和一把改装的左轮手枪。面对警方的审讯，高德隆坦然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犯罪行为，甚至透露他曾多次尝试自杀，但均未成功。 司法的审判终究还是来临。2005年1月4日，52岁的高德隆被执行死刑，而他的五名同伙则被判处四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从1981年冒险生育二胎的喜悦，到1998年儿子惨遭殴打致死的悲痛，再到最后走上极端复仇道路的绝望，高德隆的人生如同一部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