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河北任县游击队武器弹药缺乏，在和鬼子打游击战时都是四个人一条枪，于是2名游击队员穿上女人的红裤子、绿衣裳，到鬼子站岗的地方去种庄稼。 天空阴沉得像是被浸过墨汁，一九三九年的河北任县，王东河缩着脖子，眯着眼看向远处的日军哨所，心里盘算着手里那支老旧步枪还剩几发子弹。 ＂队长，算上早上缴获的，咱们全队就十七发子弹了。＂副队长刘明跟在他身后，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声盖过。 王东河没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河北任县游击队在两个月前还有三十多人，现在只剩下十二个，而他们只有三支步枪，实在是＂四个人一条枪＂都嫌不够。 这是日军实行＂人圈＂政策后的第二年，整个任县乃至周边地区都被日军强制划分为＂人圈＂和＂无人区＂。百姓要么被赶进＂人圈＂像牲口一样圈养，要么就在＂无人区＂中被见一个杀一个。 王东河还记得，一九四一年春，日军集中万余兵力扫荡五指山根据地时，他亲眼看见几百名老人和妇女儿童被搜出来，几乎全部就地屠杀。那一天，他们游击队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却因弹药不足无法有效救援。 ＂人圈里又死了不少人。＂刘明低声说，＂听说鼠疫又开始流行了，还有伤寒、霍乱。平江县一个部落村据说死了上千人。＂ 王东河攥紧拳头。在日军设置的人圈中，百姓失去土地，生活环境恶劣。即使准许在附近耕种，收获的粮食也要上交大部分作为＂税收＂。人们只能吃霉变的豆饼和苦橡子，穿得更是难堪，有些人甚至只能用锅盖和树枝遮蔽身体，或者挖地洞藏身。 ＂队长！＂一个游击队员匆匆跑来，＂前方发现了一支日军小分队，大约八人，看样子是从城里运补给去碉堡的！＂ 王东河眼睛一亮，但随即又黯淡下来：＂我们武器不够，不能硬拼。＂ ＂队长，我有个主意。＂队员李山突然说道，＂我和老张可以化装成农妇去侦察。日本人分不清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只要穿上女人的红裤子、绿衣裳，在他们站岗的地方装作种地，说不定能找到机会！＂ 王东河一愣，随即想起了上个月听说的晋察冀游击队的故事。一个叫孙富的战士带队伍遇到了十二个穿着新胶鞋的伪军，他们先缴了鞋子，再缴了枪，解决了队里战士没鞋穿的大难题。 ＂这倒是个办法。＂王东河认真思考起来，＂但风险太大。万一被识破...＂ ＂比起武器弹药缺乏带来的风险，这已经算小的了。＂李山坚定地说，＂我和老张都是当地人，对地形熟悉，再说那几个站岗的日本兵每天都懒洋洋的，根本不会仔细看。＂ ＂好，就这么办。不过一定要小心，主要是侦察情况，如果有机会再考虑行动。记住，安全第一！＂ 黄土地的褶皱间，两个＂农妇＂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挖着地。远处日军哨卡的士兵懒洋洋地靠在墙边，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这两个在地里忙活的＂中国女人＂。 ＂看见没，那个木屋，应该是他们的武器库。＂张河假装整理裙子，悄声说道。 李山点点头。他的余光注意到，每天傍晚有两个日本兵会提着一个木箱进出那个小屋，箱子看起来很沉。 远处的任县城镇，被日军的壕沟和碉堡层层包围。壕沟有八米宽，五米深，每隔八里就有一个碉堡。自1942年日军实行＂三光＂政策以来，这些地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笼。 想到这里，李山握紧了手里的锄头。 ＂明天行动，不能再等了。＂他低声对张河说，＂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听说又有十几个孩子死于瘟疫。＂ 当晚，王东河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召集全队商量对策。 ＂据李山和张河观察，明天下午四点换岗时是最好的时机。日军看守武器库的只有两人，其余哨兵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可以...＂ 刘明突然打断：＂队长，我想起一个事。晋察冀军区的甄凤山，你记得吗？＂ 王东河眼前一亮：＂当然记得，那个在晋察冀和日伪军打了一百二十多次仗，消灭上千敌人的英雄。＂ 刘明接着说：＂去年他们遇到了类似情况，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甄凤山用计在赵村设伏，用地雷和老鼠夹连着绊雷，一战就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我们可以借鉴他的经验。＂ 第二天下午，李山和张河再次出现在日军据点附近。这次，他们的篮子里不仅有农具，还藏着几把匕首和两颗手榴弹——这是游击队仅存的武器。 与此同时，王东河带领其余游击队员埋伏在据点西侧的一片矮树林中，只等李山和张河的信号。 三点五十分，日军换岗前的松懈时刻来临。李山假装摔倒，痛呼一声吸引了守卫注意。两个日本兵走过来，用生硬的中国话询问情况。张河突然从篮子里掏出手榴弹，精准地投向了小木屋。 爆炸声响起，整个据点陷入混乱。王东河带领的队伍从树林中冲出，与李山、张河里应外合。两个日本兵被迅速制服，他们趁机冲进武器库，缴获了十六支步枪和上百发子弹。 混战中，有两名游击队员负伤，但所有人都成功撤退。日本增援部队赶到时，他们早已消失在茫茫无人区。 这场战斗是任县游击队的转折点。此后，他们不再是＂四个人一条枪＂，而是人手一支武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在无人区内连续袭击了多个日伪军据点，解救了数百名被困在＂人圈＂中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