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当时邓世昌任致远号巡洋舰管带。邓世昌常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多次表示，如果战斗遇险，自己愿意和致远号同沉大海。
100多年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尤其在“甲午海战”中，中国遭受日本猛烈进攻，国家陷入困顿。然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许多爱国英雄挺身而出，为保天下百姓而舍身忘死。邓世昌便是其中之一，他以牺牲自我捍卫国家安全的精神，成为一位值得敬仰的人物。
邓世昌出生在一个从事茶叶生意的家庭，父亲邓焕庄在国内外多个城市经营茶庄，并兴建邓氏家祠。父母因经历战乱，深知时局与国运的重要性，希望家业兴旺，因此为独子取名“邓永昌”，后改为“邓世昌”，字正卿，寄托了家族对国家兴衰的期望。邓世昌自幼聪慧好学，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邓焕庄意识到，若要在乱世中有所作为，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知识。他决定送邓世昌学习洋文，这在当时社会中颇为罕见。邓世昌随父亲到上海后，进入教会学校，师从外国教师学习英语和算术。他在学业上进步神速，短时间内便能与外国教师流利对话，并阅读英美原版书籍，深受洋师喜爱和赞赏。
1867年，沈葆桢担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创办船政学堂，分设制造班和驾驶管轮班，面向福建本地及周边地区招生。学堂主要录取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学生，最初限制16岁以下，后来因生源不足，扩展至广东、香港，并放宽至20岁以上。邓世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父亲禀报，希望参加考试。开明的邓焕庄对此非常支持，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面上，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中日两国的舰队在这片古老的海域上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海战。邓世昌常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多次表示，如果战斗遇险，自己愿意和致远号同沉大海。
当时的北洋海军主力舰队正在进行例行巡防，突然遭遇了日本联合舰队的突袭。日军的突然出现打破了海面的宁静，他们采取了分散包抄的战术，试图分割包围中国舰队。战斗在电光火石之间打响，海面上顿时炮火连天。
在这场混战中，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号不幸被击中，舰上的统帅旗被炸落。这个时刻，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在自己的军舰上升起旗帜。这个决定意味着致远号将成为日军火力的主要目标，但邓世昌深知，在战场上必须有一面旗帜来凝聚军心。
在弹药即将耗尽之际，邓世昌向全舰发出了最后的战斗号令。他决定驾驶致远号，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日本的主力战舰吉野号。这是一个令敌人都为之震撼的决定。日军显然没有预料到中国军舰会采取如此决绝的战术，他们慌忙发射鱼雷进行防御。
最终，一枚鱼雷击中了致远号的要害部位。这艘英勇的军舰开始倾斜下沉，但它的水兵们依然在坚持战斗。当海水漫过甲板时，许多官兵已经战死，剩下的人在挣扎求生。邓世昌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但看到大部分将士已经牺牲，他毅然脱下救生圈，选择与自己深爱的军舰共同沉入海底。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中有两位关键人物，一是提督丁汝昌，另一位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丁汝昌虽出身太平军，但因作战有功成为李鸿章的心腹。相比之下，邓世昌背景不同，他有留学经历，英语流利且专业过硬，被视为海军精英。邓世昌的严谨与才干在北洋水师中显得尤为突出。
1882年，朝鲜国内发生内乱，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因母丧返乡，由张树声署理政务，并调派吴长庆率师东渡。邓世昌奉命驾驶“扬威”舰护送军队。他行动迅速，比日舰提前一天抵达朝鲜仁川，为中国军队赢得战略优势，成功挫败日本的侵略计划，获补升游击并赐“勃勇巴图鲁”勇号。
1887年，邓世昌被派赴英国和德国接收清政府订购的四艘巡洋舰。作为第二次接舰任务的负责人，他在归途中组织官兵进行远航训练，将接舰视为提升实战能力的宝贵机会。由于长期劳累，他在途中病发，仍坚守岗位，亲自监视行船，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与职业精神。其精湛的专业知识和严格的管理风格，使他在军中颇有威望，同时也因过于原则性而被称为“邓半吊子”。
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后，光绪皇帝亲自下令追祭，并题写“教忠资训”匾额赠予其母郭氏，以表彰其家族为国培养英才的贡献。他的家属也受到关怀，三子邓浩乾在其殉国后出生，名字寓意“浩荡乾坤”。其家乡广州的邓氏宗祠在战乱中屹立不倒，日军侵占期间因敬畏邓世昌的威望未敢破坏。
随着时代变迁，邓氏宗祠经历了多次改建与用途变更。198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建立邓世昌纪念馆，通过图片、模型和文字展示其生平及甲午海战，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1934年，冯玉祥将军在威海环翠楼凭吊邓世昌时，撰写楹联表达敬意。
1986年，山东威海市在环翠楼公园竖立邓世昌铜像。铜像高10.2米，底座形似“致远”舰首，邓世昌身穿披风，双手按剑，神情威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