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寡母把一团棉花塞进7岁儿子的嘴里。又用力地捂着儿子的嘴巴，直到孩子断了气，她才放下心来。事后，她对人说：“我不后悔！”
在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的广场上，一座花岗岩雕塑静静矗立。雕塑中的女性左手握着布鞋，右手提着针线筐，目光眺望远方。这位雕塑所纪念的女性名叫邓玉芬，是一位被传颂为“英雄母亲”的普通农家妇女。她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先后有七位亲人壮烈牺牲。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坚定地回答：“从未！只恨自己不是男儿身，否则定与儿们共赴前线，赶走鬼子，还祖国一片安宁。”
1961年春节，北京市召开全市烈军属代表大会。大会上，彭真将一位穿着朴素的农村老太太搀扶上台，向所有与会者深情介绍道：“同志们，眼前这位老太太，是我们子弟兵的英雄母亲。大家全体起立，向她敬礼。”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满含敬意，起立致敬。
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家境贫寒，粮食短缺使得养育一个孩子成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十二岁时被嫁到张家坟村，丈夫任宗武以种地为生，虽然生活艰难，但还能勉强维持。婚后，邓玉芬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表现出非凡的坚韧和独立。丈夫因与地主争吵不愿再为他人耕种，邓玉芬并未气馁，她劝慰丈夫自己开荒种地：“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咱自己干，不受这气。”
第二天，夫妻二人带着农具上山开荒。从日出到日落，他们在山间挥洒汗水。经过无数日夜的努力，荒地变成了庄稼地，颗粒饱满的粮食让他们一家不再忍饥挨饿。看着田间茁壮的庄稼苗，邓玉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一九四四年的早春，密云山区寒气逼人。在张家坟村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几个人影蜷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邓玉芬怀里抱着瑟瑟发抖的小儿子。她看着怀中发烧哭喊的孩子，右手在破旧的棉袄上摸索着。
山洞里的寂静被孩子微弱的挣扎声打破。邓玉芬的手在黑暗中轻轻抬起，将那团棉花塞进了小七儿的口中。洞外的喊声越来越近，夹杂着皮靴踏过枯枝的脆响。躲藏在洞内的人们大气都不敢出，唯恐被外面的日军发现。
时间在这个阴暗的空间里仿佛停滞了。小七儿的身体渐渐不再动弹，邓玉芬的手始终没有放开。直到洞外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消失在山林间的风声里，她才缓缓松开了手。怀中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小小的身躯还带着未退的热度。
天亮后，幸存的村民们从山洞里走了出来。邓玉芬抱着小七儿的遗体，在村人的帮助下，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小坑。春寒料峭的山风中，她将最后一个儿子埋在了这片他们生活了七年的土地上。有人问起这件事，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为了大家，我不后悔。
从那天起，邓玉芬的家成了八路军战士们的临时休息站。她将自家储存的粮食分给过往的战士，日夜赶制军鞋，照看受伤的战士。村里的人都叫她＂邓妈妈＂，她也把每一个来往的战士都当作自己的儿子。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密云山区时，整个张家坟村沸腾了。邓玉芬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的群山。那里埋葬着她的丈夫和七个儿子，也埋葬着无数像她一样失去亲人的抗日英烈。
英烈们的牺牲并非出于无奈，而是怀抱信仰与责任的自觉选择。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践行着对国家与人民的承诺。数十年前，红军北上先遣队的重要领导者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以慷慨赴死的姿态展现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同样，留守苏区的刘伯坚在遗书中写道“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直至最后英勇就义。杨靖宇在东北抗联斗争中，即使面对敌军的劝降，也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牺牲为中国革命事业树立了信仰的标杆。
中国革命史的画卷中，涌现了无数的忠烈家庭，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无私的革命奉献精神。毛泽东一家便是典型的例子，其妻杨开慧、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妹夫陈芬、儿子毛岸英以及侄子毛楚雄等人，均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父子、兄弟、夫妻甚至全家为革命献身的事例屡见不鲜。他们在关键时刻勇于担当，践行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生动诠释了“有牺牲，我先上”的革命精神。
自北伐革命至全国解放，贺氏家族有超过两千人英勇献身。作为“贺家军”的核心力量，贺龙率领家族亲朋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贺龙的家族出身于一个军事化传统深厚的汉族军家，其祖先贺崇先在明末便因精通兵法被任命为兵马指挥使，后定居于湖南洪家关。贺家保留着分房不分家的习俗，全族人生活在紧密的联系中，以军队般的纪律管理日常生活。
贺龙的堂曾祖父贺廷璧自幼习武，武艺高强。太平军攻入湖南后，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县城，开仓赈民，却因清军镇压被捕。面对即将行刑的丈夫，贺廷璧的夫人刘氏在刑场上毅然捧起他的头颅带回家乡，展现了贺家刚烈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