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归化政策曾被视为快速提升国家队实力的捷径，但萧涛涛（原名罗伯托-萧初）的案例却成为这一策略的典型争议。他在2019年至2022年间以归化球员身份加盟广州恒大，四年内未代表球队或国足出场一次，却累计赚取约3600万元人民币，最终于2023年恢复秘鲁国籍并失业至今。 2019年广州恒大在归化热潮中瞄准萧涛涛，因其华裔身份（祖父为中国移民）和秘鲁联赛的表现，以100万美元转会费及200万美元年薪签下他。然而，俱乐部未充分考虑其实际竞技水平与中超的适配性。萧涛涛在秘鲁时年薪仅8万元人民币，远低于中超报价，经济利益成为其归化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归化程序未及时完成，萧涛涛始终以外援身份注册，而恒大外援名额已饱和，导致其被连续外租至上海申鑫和昆山FC。租借期间，他出场40次仅进4球，表现平庸。俱乐部既未有效规划其使用，也未及时止损，造成资金与人才的双重浪费。 归化政策初期缺乏明确的竞技能力评估机制，仅依赖血缘或长期效力中超的条件，导致部分球员“为钱归化”。萧涛涛虽符合血缘归化条件，但实力未达国脚水平，最终未被国家队征召。萧涛涛的合同未设置与出场次数或贡献挂钩的条款，即便长期外租仍能全额领取薪资。这种“旱涝保收”的保障使其缺乏竞技动力。 秘鲁媒体直言，萧涛涛归化的核心目的是“淘金”，其在中国赚取的收入远超秘鲁联赛的终身收入总和。他在恢复秘鲁国籍后坦言“不再需要中国籍”，凸显其职业选择以财务目标为导向。回归秘鲁后，萧涛涛未能重现早年表现，甚至随队夺冠时零出场，2024年失业至今。这反映其职业态度与能力均未达到预期。 萧涛涛仅是归化浪潮中“失败案例”之一。同期归化的高拉特、阿兰等球员也因政策漏洞（如国际足联身份认定问题）未能为国足效力，导致巨额资金投入付诸东流。归化潮消耗的资金本可用于青训体系，但俱乐部与足协选择“走捷径”，最终暴露人才断档问题。萧涛涛事件后，舆论普遍呼吁回归本土球员培养。 俱乐部管理层盲目跟风归化，缺乏科学评估，导致资源错配。 政策制定者未建立归化球员的筛选机制与贡献考核标准。 球员经纪人利用政策漏洞推动低效归化，从中牟利。 球员本人将归化视为财务跳板，缺乏职业责任感。 萧涛涛的案例警示，足球发展需摒弃急功近利思维，归化政策应辅以严格的能力评估、合同约束及长期规划。同时，夯实青训基础、完善联赛体系才是提升国足实力的根本路径。若仅以金钱吸引“雇佣兵”，中国足球恐难逃“人财两空”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