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天，被下放8年之久的郑维山，再次回到了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立即要去看望他。秘书认为，陈锡联是开国上将，郑维山只是开国中将。陈锡联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而郑维山却是刚刚复出，还没有安排工作。按道理，陈锡联不应该先去看望郑维山的。
1979年初春，郑维山回到阔别八年的北京城。此时的北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老干部陆续重返工作岗位。作为一名开国中将，郑维山虽然暂时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但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严整作风，每天按时到临时办公室报到，等待组织的安排。 消息很快传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耳中。得知老战友回京的消息后，陈锡联立即表示要去看望郑维山。这个决定却引起了秘书的顾虑。按照当时的军队体制，陈锡联不仅是开国上将，还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两个重要职务。而郑维山是开国中将，且刚刚复出，还没有明确的工作岗位。按照惯例，应该是郑维山前去拜访陈锡联才对。 面对秘书的提醒，陈锡联却十分不以为然。他严肃地指出秘书的思维过于呆板，并强调郑维山是北京军区的老司令员，更是他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的老战友，这种情谊不应该被官职大小所约束。陈锡联的这番话，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军人纯粹的战友情谊。 很快，陈锡联就来到了郑维山的临时办公室。两位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切。他们谈起了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峥嵘岁月，说起了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聊起了各自这些年的经历。 郑维山，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和军事指挥员，他的名字始终与坚韧、果敢和责任感紧密相连。从年轻时担任红88师政委起，郑维山便展现了过人的军事才干和深刻的战略眼光。在无数战斗中，他不仅屡屡带领部队获得胜利，更在关键时刻以果断决策和坚定信念影响了战局，成为了战士们心中的英雄和指引。 18岁时，郑维山便已经担任了红88师的政委。那时的红88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肩负着重要的战略任务。随着长征的展开，红88师在艰难险阻中屡次与敌人交锋，从草地到雪山，再到西征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几乎参加了所有艰苦的战役，而郑维山也始终与战斗相伴。他不仅在平常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在关键的时刻，总能以非常果断的判断力和极大的勇气，率领部队突破困境。特别是在一些生死攸关的时刻，郑维山总是勇敢地站在前线，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确保部队的安全和任务的完成。 例如，在围歼敌35军战役中，郑维山按照命令的要求，需要集中力量围堵敌人的西面。然而，郑维山发现敌104军正在向敌35军接应并西进，他没有遵从上级的命令，而是果断下令分兵，亲自带领部队东进，打算阻止敌军会合。这一举动既违反了命令，又使得部队面临两面受敌的危险，若结果不如预期，郑维山将面临“违令抗命”的严厉惩罚。可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那句坚定的决心：“杀头杀我的！”这种对责任的担当、对局势的把握，不仅显示了郑维山的胆略，也让他在战场上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信任。最终，他的决策证明是正确的，为战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朝鲜战争的金城反击战中，郑维山再次展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当时他提出的攻打“883·7”高地的方案，虽然与志愿军总指挥部的意图不完全一致，但郑维山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并坚定地告诉上级：“错了我一个脑袋顶着！”这一决心让当时的邓华政委十分担忧，他立即向郑维山发电，要求他考虑更为谨慎的方案。然而，郑维山毫不动摇，坚信这一高地的占领对整体战局至关重要。事实证明，郑维山的判断是正确的，“883·7”高地的胜利成为了反击战的重要转折点，郑维山再次因其坚决和果敢的指挥，获得了战功和荣誉。 郑维山不仅在战场上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他对于军队建设和对部队的管理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郑维山深知治军之道，注重军人的思想教育和精神培养。他不仅要求自己的部队具备过硬的战斗力，更强调战士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带兵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严就是爱”的理念，认为对部队的严格要求和约束，才是真正的关心与爱护。而对于指挥员的要求，郑维山也非常苛刻。他认为，一个指挥员不仅要勇于下达命令，更要具备亲自带领部队冲锋的勇气，否则便无法激发士兵的战斗意志。郑维山的治军理念，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也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军事领导人。 在个人生活方面，郑维山同样是一位责任感极强的父亲。特别是在他的二儿子郑伟卫即将参战之际，郑维山与他进行了深刻的交谈。面对部分战士通过关系逃避战斗的现象，郑维山斩钉截铁地表示，“临战脱逃，应该枪毙！”这不仅是对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严格要求，更是对儿子职业精神的严肃教育。他强调，作为一名军人，应该为国家、为人民尽忠，而不是想着通过关系逃避责任。这番话展现了郑维山作为一名父亲的严厉与深情，也充分体现了他内心对于军人忠诚和勇敢的高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