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脱险后，在南京下飞机，何应钦第一个上去迎接，蒋介石却冷淡的绕开他走到一位老者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政坛突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兵变＂，扣押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国内政局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 与许多人的惊慌失措不同，林森在这一危机时刻表现出了非凡的冷静与智慧。作为国民政府的元老级人物，林森虽然常被人视为＂守印主席＂，但他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重要。 林森秉持着自己一贯的座右铭：＂不争权夺利，不结党营私，不作威作福＂，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他保持了政府的正常运转。他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进行了密切协商，共同商议解决危机的方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森在西安事变期间还通过特殊渠道与中共代表进行了秘密接触。在这些不为人知的会晤中，林森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强调了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并表达了希望各方能够放下分歧，共同抗日的愿望。这一举动为后来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在西安事变处理的过程中，何应钦作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态度十分强硬。他主张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危机，甚至已经开始调集军队，准备对西安发动军事行动。何应钦认为，如果不严厉打击这种＂叛乱＂行为，将会动摇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 然而，林森却坚决反对采取军事手段。他深知，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绝不能再陷入内战的泥潭。在国民党内部的紧急会议上，面对许多人的反对声音，林森力排众议，坚持和平解决方案。他指出，只有团结一致对外，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难。 林森的这一立场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他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不争权夺利＂的处事原则，成功获得了各方的信任。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的强硬派逐渐减少了对武力解决的主张，开始考虑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经过中共、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多方斡旋，蒋介石终于获得释放，搭乘飞机返回南京。在飞机上，蒋介石有了难得的独处时间，他回顾了这段被囚禁的特殊经历。这次西安之行原本是为了督促张学良加紧剿共，没想到却成了自己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转折点。 在飞机上，蒋介石收到了详细报告，了解到了林森在他被扣押期间的所作所为。作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不仅维持了政府的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他在危机处理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民族大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蒋介石得知林森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解决方案，坚持和平谈判，这让他对这位常被视为＂守印主席＂的老者有了全新的认识。 南京机场当天聚集了大批官员、记者和民众，他们热切期待着蒋介石的归来。飞机徐徐降落，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机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当蒋介石走下舷梯时，何应钦作为军事委员会最高将领第一个上前迎接。按照常理，蒋介石应该先与何应钦握手致意。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蒋介石面对何应钦时表现得异常冷淡，只是微微点头，便绕过他直接走向站在后方的林森。 在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走到林森面前，郑重地深深鞠了一躬。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因为以蒋介石的身份和地位，向林森行如此大礼实属罕见。这个举动不仅体现了蒋介石对林森的尊重和感激，也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 仪式结束后，蒋介石邀请林森进行了一次私下会谈。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向林森详细讲述了他在西安被囚期间的经历和思考。他表达了对林森在危急时刻政治担当的感谢，并坦言正是林森的冷静处理，避免了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两人还就未来的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林森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以前的表面和谐到真诚合作，两人之间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政治互信。蒋介石开始更加尊重林森的政治见解，经常在重大决策前征询他的意见。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虽然何应钦仍然担任重要军事职务，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度明显下降。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的立场，让蒋介石认识到何应钦在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时缺乏足够的远见和灵活性。 林森则继续以他一贯的低调作风，履行着＂守印主席＂的职责。他没有因为蒋介石的这一公开肯定而有所改变，依然坚持着＂不争权夺利，不结党营私，不作威作福＂的处事原则。在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中，林森为支持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坚持民族大义至上的政治立场。 林森在1943年因一次意外车祸不幸去世，结束了他12年的政府主席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