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全球化智库王辉耀的一篇新文，关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是哈佛教授，米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术语，意即当新崛起大国威胁到既有霸主的江湖地位时，必然走向战争。 “这一陷阱源于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最终以战争告终。历史提供了许多类似警示——崛起大国往往与主导大国发生碰撞。但也有例外。19世纪90年代，英国和德国通过经济竞争避免了军事冲突。” 先插一段，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印用的典故，北大历史学教授钱乘旦之前专门分析过。 修昔底德，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作者，雅典人，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公元前400年左右古，希腊两个城邦国斯巴达和雅典交战，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知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历史学家看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但修昔底德则在他在书中提到，雅典日益强大，斯巴达人虽清楚这一点，但仍保持冷静，并不加以干涉制止。随着雅典势力达到顶点，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斯巴达人感到无法容忍，决定发动战争。 修昔底德的解释被视作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为历史学家所公认。 钱乘旦教授认为，艾利森根本就是曲解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本意。 【在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后面，似乎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在一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 可是逻辑的混乱开始出现了：按照艾里森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代表正义的雅典是挑战者，代表邪恶的斯巴达是被挑战者；而在一战中代表邪恶的德国是挑战者，代表正义的英国是被挑战者—— 那么是谁在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是挑战还是被挑战、是正义发动战争还是邪恶发动战争？如此混乱的逻辑不知从何而来？】 我的理解，就好像一个村霸把自己粉饰成很无辜，因为受到很多挑战，才会反击……真相可能并非如此。 但王辉耀说的有一点我很认同。无论米国是不是个“村霸”，“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粉饰，关键是，“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既定结论，还需要考虑认为因素”。 对此，艾利森也表示同意，并称“结构性力量决定结果的75-80%，但人的能动性塑造其余部分。” 比如，“超过7万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年销售额达6000亿美元，特斯拉上海业务更是推动了其全球成功。这些联系并非偶然——它们是互利共赢的基础，有利于合作而非对抗，就像贸易曾经稳定欧洲大国关系一样。” 这就是“人的能动性”，互利共赢，肯定好过针锋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