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陈毅怒斥：糊涂，不可原谅 1936年，胡愈之前往苏联，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张学良与中共的联共抗日事宜。 潘汉年负责接待胡愈之。 王明，是潘汉年的上司，他在胡愈之到达之前便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写信，表示希望胡愈之能顺利前来苏联了解中国的抗日局势。 根据王明的指示，胡愈之完成任务后，需陪同潘汉年返回中国。 两人从莫斯科出发，途经巴黎、马赛，最终抵达香港。 潘汉年此行的任务，表面上是与国民政府的南京当局沟通，但王明特别叮嘱潘汉年回国后，不仅要与国民党展开谈判，还要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秘密通讯联系。 潘汉年在莫斯科特别学习了新的密码技巧，为的是在回国后能够顺利与中共中央恢复通信。 然而，他本应立即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紧急的密码信息。 然而他却在港沪地区花费了大量时间，从事与回国任务无关的宣传活动。 这一行为引发了外界的诸多猜测。 事实上，潘汉年此行承担了保护张学良代表莫德惠赴苏的秘密使命。 1936年，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同意派遣代表赴苏联进行沟通和汇报事宜。 张学良决定派遣莫德惠作为代表，前往苏联。 潘汉年的任务是护送莫德惠赴苏联。 根据相关记录，潘汉年在上海与冯雪峰等人接头，开始为莫德惠的行程做准备。 与此同时，冯雪峰也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护送另一位代表李杜赴苏联。 但由于各种原因，李杜的行程突然被取消。 在李杜的行程被临时叫停后，张学良迅速采取行动，支持中共中央派遣邓发赴苏。 潘汉年最终确保了张学良的代表成功到达苏联。 随着张学良赴沪的计划逐步展开，潘汉年也在上海与他会面，商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合作。 1936年，潘汉年通过化名“伯林”给王明发出了一封密码信。 信中包含了四个关键信息，他提到已经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并且与张学良达成了协议，双方就合作达成了共识。 其次，潘汉年还报告了与冯雪峰的联系。 潘汉年通过信件向王明传达了冯雪峰和其他人的动向。 这一时期，王明与斯大林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 潘汉年的密信还提到冯雪峰等人正准备绕过香港前往苏联。 信中提到的其他人物，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位女共产党员。 然而，潘汉年并没有向中共中央汇报此事，也没有向外界透露与张学良的合作。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并未向中共中央透露他与苏联之间的联系，甚至通过派遣栗又文前往新疆的行动。 中共中央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在1936年，潘汉年顺利到达西安，并与张学良多次会面。 在这些会谈中，张学良提供了关于前线的军事情报。 然而，潘汉年的这些行动并未向中共中央进行公开报告。 1939年，上海局势复杂，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不仅要在香港组建华南情报局，同时还要在上海建立广泛的情报网络。 海成为了中日双方、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汪伪政府的特务组织以李士群为首的“76号”特工总部为最为棘手的对手。 李士群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叛变投靠国民党中统，并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特务机构。 李士群成为汪伪政权的得力干将。 潘汉年在了解到李士群的特殊背景后，认为有必要与其建立联系，争取利用其在特工网络中的地位。 1942年，潘汉年的情报重心转移到了上海。 他指派中共党员袁殊渗透进日本特务机关，同时通过关露安插在李士群身边。 潘汉年亲自前往李士群家中，与其进行直接接触。 在1943年，潘汉年在华中局担任情报部部长后，面对日伪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扫荡”行动，他决心亲自进入敌占区。 潘汉年冒险前往上海，再到苏州寻找李士群。 在李士群安排下，潘汉年与其面会，并前往南京，原本是为了获取更直接的情报，结果却被迫接受了汪精卫的接见邀请。 潘汉年知道汪精卫作为汉奸的罪行，但情报工作的需要让他不得不与汪精卫面对面交流。 潘汉年与汪进行了政治性的对话，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这一谈话却被认为是政治上的一次重大试探。 潘汉年的这一行动并未立即向上级汇报，特别是没有向饶漱石报告与汪精卫的接触。 1955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潘汉年向中央做出了自我批评，透露了当年未向组织汇报与汪精卫接触的事实。 毛主席对这一情况作出严厉批评，认为潘汉年未能对组织完全透明。 随之而来的是潘汉年的逮捕，他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直到1982年，中央才做出了彻底的平反，正式承认潘汉年在党内的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1]李跃力.左联成立前后“新兴作家”的姿态与心态——由周毓英、潘汉年的论战来看[J].社会科学辑刊,2007(6):241-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