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只有一个儿子戴藏宜，在上海大同大学读过两年书，在戴藏宜20岁时，戴笠想让儿子娶军统骨干王天木的女儿为妻，戴藏宜执意不要。戴笠勃然大怒，把戴藏宜软禁在南京，叫袁伦立(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三期学生)教读英文。后来，戴笠妥协，让戴藏宜娶衢州郑中瑞的女儿郑锡瑛为妻，并办了一所树德小学，让戴藏宜当校长。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蓝氏独自抚养他长大，并坚持让他接受教育，希望他能有所成就。然而，戴笠自幼性格桀骜，求学期间多次因行为不端被学校开除。他曾在浙江省一中就读，但因不安于学习而混迹社会，最终在杭州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1921年，戴笠利用青帮的关系前往上海，在黄金荣手下做事，结识了杜月笙，并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相识后，杜月笙看好戴笠的潜力，支持他在江湖上崭露头角。戴笠随后加入家乡的团兵队，凭借敢打敢拼的作风迅速成为重要人物。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胡宗南和蒋介石，为后来进入政坛打下基础。尤其是通过青帮的介绍，他与戴季陶建立联系，而戴季陶对他的提携进一步促成了他与蒋介石的接触。
离开黄埔后，戴笠前往南京，开始在胡靖安手下从事情报工作。他起初只是个编外人员，但他天生擅长收集情报，常能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尽管他的努力成果经常被胡靖安转交蒋介石，而他自己难以直接获得认可，但他仍忍辱负重，将情报工作做到极致。他的能力最终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获得召见。蒋介石与他谈心，并赠予他一幅写有“艰苦卓绝”的字画，这让戴笠倍感荣幸。
1946年，一则震惊全国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这位权倾一时的特务头子离世后，留下的不仅是无数谜团，还有大量财产。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戴笠的独子戴藏宜成为了焦点人物。
戴笠去世后不久，军统内部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遗产争夺战。戴藏宜与自己的娘舅毛宗亮为了周佛海贿送给戴笠的100条黄金发生了激烈争执。这场争斗最终以两人不欢而散告终，但戴藏宜还是成功争得了两辆汽车和位于上海旧贝当路的一座花园洋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财产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层也都对戴笠之死表示了关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先后召见了戴藏宜，并给予他1万美元的抚恤金。这笔钱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显示出戴笠在国民政府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位继承了巨额遗产的戴藏宜还只是一个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的普通学生。那时的他，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在他20岁那年，父亲戴笠决定为他包办婚姻，要将军统骨干王天木的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决定遭到了戴藏宜的坚决反对。
面对儿子的抗命，戴笠勃然大怒。作为掌控军统的特务头子，他习惯了令行禁止，却没想到在自己的儿子身上遇到了如此强硬的抵抗。一怒之下，戴笠将儿子软禁在南京，并安排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三期学生袁伦立给他补习英文。最终，戴笠同意让儿子放弃与王天木女儿的婚事，转而为他选择了衢州郑中瑞的女儿郑锡瑛。
1928年6月，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掠得大量珍宝，引发舆论哗然。南京政府虽下令缉拿，却迟迟未果。据说，为逃脱法办，孙殿英将盗得的珍宝中最珍贵部分，通过戴笠转交国民党高层。尤其是在与中统徐恩曾的斗争中，戴笠利用珍宝通过宋美龄的渠道向蒋介石行贿，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宋庆龄因坚持孙中山路线、公开反对蒋介石政策而成为国民党监控的重点对象，戴笠曾奉命对其实施恐吓，但因宋美龄的警告而作罢。
作为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以强悍的能力和特殊地位迅速崭露头角。据梅甘主教记载，尽管戴笠所处的职位极易卷入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他本人却未直接参与。戴笠以卓越的记忆力和精力闻名，他的部下称，无论局势多复杂，他总能敏锐地察觉并迅速利用，这种能力让他成为难以欺瞒的“神探”。胡宗南曾评价戴笠为“自负如孙悟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可以捉下来”。
918事变后，一群黄埔系少壮派军官以拯救党国为名，推举蒋介石组建力行社，出人意料的是，资历尚浅的戴笠被任命为特务处长。这一安排背后，正是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与赏识。戴笠拿到任命状后，向蒋介石表达决心：“我的头已经挂在腰带上了。”他的忠诚态度深深打动了蒋介石，成为日后两人关系的基础。戴笠的座右铭“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更是他对蒋介石愚忠的最好注解。
此外，在特务系统的管理上，戴笠展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他深谙人情世故，能够精准洞察局势并迅速作出决策。他的手下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隐瞒真相对戴笠来说都是徒劳，因为他总能轻易戳穿任何谎言。
戴笠的工作风格简洁果断，他提问直接，常以“是”或“否”作答，而对下属则采取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天深夜，他会在住所伏案整理情报，直到深夜不休，这种勤勉的作风让他在特务系统中树立了极高的权威。徐亮曾评价戴笠是“怪人”，因为他将生命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几乎没有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