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军将领中，钱大钧迎娶的一对姐妹花让他享尽齐人之福，而他也对这对姐妹花十分宠爱

在国军将领中，钱大钧迎娶的一对姐妹花让他享尽齐人之福，而他也对这对姐妹花十分宠爱，可是在1949年败退台湾时，他却只带走了妹妹，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冬，西安城外的华清池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件——西安事变。那天夜幕降临，突然间，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原本宁静的夜晚，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枪声愈发紧张、愈发接近，直到意识到事态严重，他选择跳窗逃向院后山丘。侍卫室主任钱大钧慌乱中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却未见其踪影。与此同时，东北军迅速冲进蒋介石的住处，并与宪兵团展开激烈交火。蒋孝先命令宪兵队死守，但在交火中，一颗流弹击中了他，最终不治身亡。

在混乱的逃亡过程中，钱大钧不幸受伤，幸得东北军旅长唐君尧及时赶到并救助，将他送往西安治疗。唐君尧向钱大钧解释：“我们并非叛变，只是希望蒋介石能够领导我们抗日，带我们打回老家去。请您安心休养。”西安事变发生后，侍从室的项传远等人回忆时提到，蒋介石得知侄子死讯时非常伤心，而得知钱大钧受伤时，仅是嗅了嗅鼻子，甚至没有询问伤情如何。

对此，钱大钧感慨万千，心中无不感到悲哀，他坦言道：“我不过是一个高级勤务兵。”钱大钧的家境并不差，祖父是清朝贡士，父亲经营商业，且家庭较为富裕。尽管家里兄长们都投身商界，他却觉得做生意太过缓慢。时代动荡，机会摆在眼前，他决心回到家中继续读书。凭借优秀的成绩，他进入了江苏陆军小学，并最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钱大钧并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1919年6月，钱大钧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担任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第四队的分队长。正值直奉战争爆发，学业因此受到影响。次年10月，他奉命参与复校工作，并被任命为第九期炮兵队的队长。

一九四九年深秋，上海码头人声鼎沸。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大批军政要员开始携家带口撤往台湾。在熙攘的人群中，警备司令钱大钧正在码头边来回踱步，不时望向远处的来路，神情焦急。

这一天，钱大钧早早就帮一家人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他自然要随国民党政府转进台湾。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夫人欧阳藻丽却在此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她要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大陆，让丈夫带着妹妹欧阳生丽去台湾生活。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整个钱家陷入了一片沉寂。这个决定不仅出乎钱大钧的意料，也让二夫人欧阳生丽感到震惊。毕竟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由一男两女组成的特殊家庭，虽然常常引来外人的议论，但在钱大钧的精心维护下，三人始终保持着表面的和睦。

然而细细想来，欧阳藻丽的决定似乎又在情理之中。自从妹妹欧阳生丽嫁入钱家后，这个家庭的重心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活泼开朗的欧阳生丽很快接手了家中的社交事务，常常陪同钱大钧出入各种场合。而性格温婉的欧阳藻丽则渐渐淡出了丈夫的社交圈，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照顾两个孩子的事务中。

钱大钧沉默良久，最终还是拿起两张船票，带着欧阳生丽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一别竟成永诀，他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结发妻子欧阳藻丽。而这个在上海滩曾引起诸多议论的＂一夫二妻＂家庭，也随着这场分离画上了句点。

钱大钧自幼家境优渥，生活条件也较为优渥。他虽然非常擅长书法和文学，也能驾驶汽车、射击及器械体操，然而他最为人熟知的却是他的贪财好色。通过收贿、接受馈赠等方式，他积累了不少财富，其中尤以在保定时期的贪污最为严重。

据记载，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参与了贪污，甚至在特别费用中贪污了超过10万元。他与当时的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常常接受他赠送的名贵貂皮。由于这些行为，许多人讽刺他为“钩大钱”，用“钩”代替了“钧”字，表示他的人品与贪财之行。

第一次被罢免后，他通过周旋于蒋介石身边，再次得到启用，成为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并最终担任了参谋长。虽然航空委员会名义上是管理空军的最高机关，实际由宋子文负责，但空军事务的决策还是交给了钱大钧。钱大钧在任期间策划了中国空军首次跨海到日本上空撒播传单，标志着中国空军的首次“亮相”。

尽管如此，他并未放下自己的贪念，依然在任职期间大肆贪污，尤其是1939年，他通过巧立名目，将一笔航空特别费用占为己有，独自吞下了本应分配给其他人的款项。此举引发了内部的不满，最终多位大佬联名上书，揭发了他的贪污行为。

1946年春，钱大钧的政治命运发生了转折。他得知上海市长即将被更换时，心情非常忐忑。经过一番波折，他于5月20日正式交卸上海市市长一职，转赴南京请训。随后，南京的有关部门开始彻查他在上海市市长任期内的账目，特别是他在伪中央市场物资处理过程中涉嫌舞弊的事件。

事发后，钱大钧不禁在日记中叹息自己辛勤为国，却依然难逃被罢免的命运。他通过特殊渠道与蒋经国取得联系，表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钱大钧凭借过往的功绩，依然能够在政坛中占有一席之地，继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