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沈月英和表哥云雨过后。沈月英含着泪对表哥说：“今夜过后，你就离开上海吧，杜月笙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他不会放过你的。”表哥一把搂住沈月英说道：“月妹，我不走，我不想离开你。”
“杜月笙”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陌生。在杜月笙去世后，他的门徒为他出版了《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而他去世后不久，门徒们更是倾尽重金，邀请了曾经撰写过《吴佩孚传》和《黎元洪传》的传记作家，写了一部百万字的《杜月笙全传》。这一系列传记作品的出版，不仅为杜月笙的江湖传奇增添了厚重的一笔，也让这个流氓大亨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杜月笙原名杜月生，他的成长过程并不平坦。由于家庭贫困，他未能完成系统的教育，仅仅在五个月里接受了小学教育。虽然早年的贫困与失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可能正是这种经历，让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尤其重视文化的修养。杜月笙成名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试图通过学习和接触文人来改变自己流氓的身份。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杜月笙依然会穿着长衫，每一粒扣子都紧紧扣好，要求自己的门徒也必须衣冠整齐，给人一种文化人的严谨形象。尽管他文化程度并不高，几乎不能识字，但他没有因此气馁，而是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去弥补这一缺憾。杜月笙为了结交文人雅士，强迫自己学习书法，常常通过听评书和看戏剧来学习历史，并坚持看报、了解时事。
尽管杜月笙的书画天赋并不突出，但他每天坚持练习，最终在书画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人批评他是“附庸风雅”，但是他自己认为，当风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便不再是“附庸”。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杜月笙不仅在文化修养上取得了进步，还真正能够与文人雅士们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和互动。
一九二零年代的上海，暮春时节，一场绵绵细雨笼罩着整座城市。郊外一间幽静的旅馆里，昏黄的灯光透过雨帘，映照在二楼的窗户上。沈月英和表哥傅方林正在房间里低声谈话，空气中弥漫着凝重的气息。
沈月英望着窗外渐浓的夜色，眼中含着泪水。她轻声告诉傅方林，杜月笙那边已经有了风声，让他趁着夜色赶紧离开上海。傅方林却固执地摇头，说什么也不愿独自离去。他紧紧抱住沈月英，声音里带着几分倔强。谁也没有注意到，街角的阴影里，已经潜伏着杜月笙的手下。这个雨夜，将成为两人最后一次相见。
六个月前，傅方林从苏州来到上海，说是来投奔亲戚谋生。那时的上海正处在一个繁华的黄金时期，租界林立，商业发达，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傅方林初到上海时，曾在法租界一家洋行做过文案，平日里西装革履，举止文雅，与街面上那些粗鲁的商贾形成鲜明对比。
沈月英与表哥重逢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那天她去法租界采买东西，在一家茶馆外遇到了刚下班的傅方林。两人都愣住了，继而相视一笑。童年时光的回忆顿时涌上心头。他们在茶馆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说起了当年在苏州老家的往事。
从那以后，傅方林常常找机会来看望沈月英。起初他们只是在客厅里谈天说地，后来渐渐开始一起出门散步、听戏。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上海滩，沈月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知己。而傅方林温文尔雅的性格，与她记忆中的表哥别无二致。
杜月笙之所以能够在旧上海长期垄断鸦片生意，得益于他能够维持局势的稳态。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上海法租界有十家主要的鸦片商，这些商家的业务完全由杜月笙控制。可以说，这十家鸦片商所赚的每一笔钱，都必须按比例分给杜月笙。尽管杜月笙掌握了强大的黑白通吃的权力，且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和非法的威慑力来施压他人，但他并不直接索要赃款。
每年，他都会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等三大节日的时候，邀请这些鸦片商前来“喝茶”，然后在这些场合上开出自己的要求。令人意外的是，杜月笙从不提出过高的要求，而是根据市场调查和亲信的反馈，提出一个既不会让对方感到为难，又能确保自己最大收益的合理价码。这样，他能够保证这些商人感到舒适，同时也能维持自己的利益。
在张啸林投靠日本人时，杜月笙毫不犹豫地表示，要为国家清除叛徒，誓言要为民族气节而战。当日本人试图在上海租界谋取更多利益时，杜月笙则表态，如果日本敢越界，他便会让租界变成废墟。这样的言辞展现了他无畏的胆识和对民族的责任感。杜月笙不仅广交朋友，且结交的朋友涵盖了政治、文艺、商界等各个领域，无论是谁与他交往，都不禁对他的为人表示敬佩。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因病昏迷，醒后即要求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口述遗嘱。在遗嘱中，他并没有涉及政治事务，而是简单地安排了财产继承和家庭琐事。他拿出多年来收到的欠条，将其一一烧毁，并告诫后人不要再追讨余债。遗嘱中唯一留下的，只有十万现金。杜月笙去世前最后的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1952年10月，杜月笙的灵柩被运往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的祭奠后，最终安葬在台北县汐止镇的大尖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