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由马家军改编来的解放军7师，有部分官兵发动叛乱，王震叫来7师师长，气道：“你的部队叛变了，你说该怎么办？”
陈寿在《三国志》中曾评价关羽和张飞，指出关羽善待士兵却对士大夫有些傲慢，而张飞则尊重君子，却不顾小人的感受。毛泽东引用这段话来评论王震，认为他“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王震作为一名军人，严格要求自己，凡是承担作战或建设任务时，必定蓄胡留须，认为不达此标准便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因而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戏称为“王胡子”。这种“王胡子”虽然外表威严，但却以赤胆忠心、雷厉风行和赫赫功绩著称。王震一生廉洁自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纪律性，即使在外任职时，也常常给家人写信，告诫他们要杜绝特殊化，严格自律。
王震同志出差时，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他从不选择坐卧车，而是与陪同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车。这种做法不仅能够节省汽油，还能让他随时与周围的人交流，了解情况。有一次，他到湖南邵阳视察，起初并未注意到前方有警车。待他发现有警车随行时，十分生气，立即指示车停下来。对于工作中确实需要警车开道的情况，王震也常常叮嘱工作人员，要求不要频繁鸣笛，不要让车队产生过度的噪音和震动，尽量减少对市民的影响。
在雨天，王震还特别关心驾驶安全，常常交代司机行驶时要小心行人，尤其要避免将积水溅到路人身上。他不仅关注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体贴普通民众的生活感受。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辆大卡车正在卸货，阻碍了交通。司机打算下车请求卡车让道，王震却立即制止了他，平静地说：“不要着急，等他们卸完货我们再走不迟。”
1951年的新疆，正值春寒料峭时节。新疆军区司令部内，王震司令员正面色阴沉地看着眼前的骑兵第7师师长韩有文。＂你的部队叛变了，现在该怎么办？＂王震的声音里透着愤怒与失望。这支被寄予厚望的骑兵部队，竟在此时此刻爆发了如此规模的叛乱。
第7师是一支有着独特历史背景的部队。从马家军到国民党整编部队，再到解放军建制，短短几年间的多次改编，使得部队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思想状况。特别是在民族构成上，第7师的回族、撒拉族官兵占据相当比例，他们与解放军主体官兵之间存在着语言、习俗等诸多差异。
在新疆的特殊环境下，外部反动势力也趁机渗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入部队，利用文化差异制造矛盾，散布对立情绪。当部队接到南疆剿匪任务时，这些潜伏分子煽动官兵抗命，导致局势急剧恶化。
为了尽快平息叛乱，王震调集了大批部队协助韩有文开展平叛行动。由于反应及时，叛乱并未造成更大的损失。在追剿过程中，韩有文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叛乱官兵念及与韩有文的旧情，在他的劝说下放下武器，选择投降。
然而，这次叛乱的影响远非平息这么简单。两千多名官兵的集体哗变，严重动摇了军队的稳定，也给新疆的局势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即便韩有文在平叛中立下功劳，也无法完全弥补这次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上级决定对骑兵第7师进行彻底改编。这支曾经威风八面的骑兵部队，不得不交出了战马。
20世纪50年代，王震同志对家庭的伙食费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每顿饭必须有四五个菜和一个汤，而每月全家每人的伙食费不得超过30元。到60年代初，家庭经济困难时，王震把标准调整为三菜一汤。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每人。然而，王震仍然要求大家多吃粗粮，每顿的剩饭也要加热再吃。吃饭时，如果饭粒掉到了桌上，王震会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了地上，他常叹气说：“又要浪费了。”
栗勇曾说，负责王震伙食的人很简单，因为王震的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馒头片，午餐和晚餐则多是鸡蛋面条。有时他外出回来晚，为了不打扰做饭的师傅，他便让警卫参谋何茂祥给他做一碗“挂面卧鸡蛋”。刚开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震鼓励他说：“谁开始也都不会做。”后来，何茂祥做的炝葱挂面味道越来越好。
王震对家中的一些事情也十分严格，孙子小时候用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时，他立刻纠正：“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使用公家的家具，只有会客室的沙发和他自己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其他的家具都是自家购买的。而且，无论是公家配发还是自己购买，他都要求家具要简单实用，反对购买高档的物品。有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换成了皮面椅，他非常生气，对此大加斥责。
1976年，地震导致王震住的房屋墙体出现裂缝，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决定对其房屋进行改造。然而，王震对此并不在意。当管房的工作人员向他做工作时，他们未能说服他，于是请来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吴庆彤。
吴庆彤劝他：“您这房子老了，又没有支柱，再大一点地震，摇一摇就会垮。您说没事，但即便是小事，我们也负不起责任。”经过多次劝说，王震终于同意改造房屋，但他提出了新要求：“墙不行了可以换，但门窗还都保持原样，不要换。”修缮后的房子除了更换一些破损的窗子，其他门窗依旧保留了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