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西安，李赤然将军获得平反，前往南京军区索要工资，却遭遇空军司令员的抵触：“平反了还不满足？老家伙还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李赤然，出生名李宗贵，从小在贫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尽管家境清贫，李宗贵的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坚持让他和他的大哥接受教育。
大革命时期，李赤然正式加入了共青团，通过组织活动结识了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
1927年，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李赤然转入地下活动，深藏身份继续奋斗。到了1929年，年仅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年代的陕北，尽管存在革命武装力量，但其实力十分有限，许多革命者选择转入地下进行工作。李赤然在此期间在一家染坊担任店员，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
1930年，李赤然与其他一些同志一起考入了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党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
不久，由于一次重大的宣传活动导致敌人的包围和搜查，学校被迫关闭，李赤然返回瓦窑堡，重新承担起党支部的重任。
1933年，李赤然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时被捕，并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押，最终被关押在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三监狱。1934年8月，他最终被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李赤然回到了迅速变化的陕北革命环境中。那时，陕北红军游击队已经成立，地下抗战力量逐渐壮大，分布于数个支队，总共拥有约300余人。
李赤然毅然决定离开瓦窑堡，加入由谢子长担任总指挥的红军游击队，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
不久后，随着谢子长的英勇牺牲，刘志丹接替其指挥权，领导陕北红军主力。
在刘志丹的带领下，李赤然逐步学习并掌握了军事战术和指挥技能，这一阶段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到了1935年，李赤然被任命为红15军团81师政治部主任，并积极参与了东征和西征。西安事变后，81师恢复为红27军番号，贺晋年担任军长，而李赤然则被任命为政委。
最初，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所怀疑，但毛主席的鼓励和信任使他坚定了信心，认为自己从小兵一路升至师政委的经历，足以让他深刻了解部队。
李赤然在政委职务上的时间并不长，他提出申请到红军大学深造，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论和战略水平，王平随后接替了他的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赤然所在的部队主要留守陕甘宁边区，编入留守兵团。这支部队由于对本地地形环境极为熟悉，成为了地区防御和对抗日本侵略的关键力量，同时也负责监视和防范国民党军的动作。
解放战争期间，李赤然最初几年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职，1947年9月调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并后来担任师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他所在的部队转型为防空部队，李赤然继续在军事政治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副政委等。
当时，李赤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有了深厚的革命资历。从红军时期起，他就担任过红27军政委等重要职务。
建国后，他继续担任第4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及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政委，属于副军职。在普遍授衔过程中，考虑到他的职位和实际工作级别，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尽管李赤然的历史贡献和职务实际上符合更高级别的军衔，例如中将甚至更高，但按照当时的规定，他的职位决定了他只能获得少将衔。
当时红27军的其他高级官员，如李寿轩和李志民，分别被准备授予中将和上将军衔。李赤然的接班人，王平，也被提名为上将。这一对比使得李赤然被授予少将显得较为不公。
罗荣桓将军在处理此事时遇到了困难。他亲自与李赤然讨论了军衔的问题，说明了因为李赤然现任职位是副军级单位的主官，根据规定，他只能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赤然表示理解，并无异议，表现出了他多年来培养的高度党性和革命觉悟。
罗荣桓对李赤然的态度感到非常感慨，他在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军衔评定工作时特别提到了李赤然的情况。
两位领导人对李赤然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甚至指出，正是因为有像李赤然这样的将领，人民军队才能够得以发展壮大。
在1979年，当李赤然的名誉得以恢复后，他在寻求应得的待遇时遭遇了挫折。南京军区的一位空军司令员对他的请求报以不屑一顾，甚至质疑他的动机。
对于李赤然来说，他追求的不仅是物质待遇，更重要的是对他一生献给革命的公正评价和尊重。
1982年，李赤然从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退休，选择返回他的故乡陕西西安，定居于兰空干休所四号。退役后的他，虽已远离了军队的日常繁忙与喧嚣，但选择在生活中保持低调与简朴。
兰空干休所尽管环境并非理想，但对于李赤然而言，却有着别样的意义。
他的住所面积只有180平方米，远少于应得的270平方米，而且环境噪音、垃圾处理不力等问题。李赤然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脱物质的心态。
而且，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李赤然参与了多项重大任务，对于名利和个人地位的追求始终保持着一种淡然的态度。
他认为，参与革命和服役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并非为了个人的荣耀。尽管他有资格竞争更高的军衔，如中将或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