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

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972年7月，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虽然此职位看似不如他之前的高级职位，但杨勇对此并无不满。

因为杨勇的职位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8月3日，杨勇启程前往沈阳，期间北京的高级干部们纷纷前往机场送行，场面之盛大如同节日庆典。他的专机降落在沈阳西郊的于虹机场。

尽管如此，到任后的杨勇并未在意这件小事，而是投入工作，从早到晚奔波于军事调研和边防视察之间，几乎未曾停歇。紧张的工作节奏导致他突发肺源性心脏病，尽管短暂休息后他又重新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中。

1973年5月，杨勇受邀回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中其他军区均由司令或政委出席，而他是唯一的副司令员代表。

在沈阳军区，杨勇由于其资深和经验，被陈锡联司令员高度信任，实际上担负着军区日常事务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结束时，杨勇被告知不要离开北京，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不久后，陈锡联告诉他将有新的工作安排，毛主席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他即将前往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及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这一消息令杨勇感到意外，但他表达了对中央决定的完全服从。

在中央政治局关于解决新疆问题的专门会议后，杨勇接到调令前往新疆任职。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他向杨勇提出了即将面对的任务：主要强调加强民族团结和战备工作。

到任后，杨勇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环境中，深入理解新疆的地理、经济及社会情况。他发现，虽然新疆地域辽阔，但交通不便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他将交通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特别是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以促进北疆和南疆的连接，增强地区的整体发展和国防安全。

在天山南北的考察中，杨勇制定了具体的建设计划。他意识到，只有打通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的铁路，才能真正促进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

杨勇的这些计划得到了到访新疆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的支持。两人共同审视了新疆的发展需求，确定了军事和经济发展的综合策略。特别是在战备方面，杨勇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意义。

他的计划最终形成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在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获得一致认可。得到这样的支持后，杨勇进一步将这些建议上报给中央，以期得到更高层次的批准和支持。

在接到中央的命令后，杨勇迅速采取行动，组织了由新疆军区赖光勋副司令员领导的勘察小组，重新审视了罗瑞卿在1960年代提出的独库公路路线。该小组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40多天的野外勘查，克服了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最终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路线选择方案。

这一方案经周总理仔细审阅后，受到了高度评价。27日，周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新疆的发展问题，并迅速确定了杨勇的修路计划。 杨勇感受到了重大责任，全力以赴推进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此，他不仅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后勤保障问题，还亲自前往巴音郭楞州处理铁道兵的副食供应问题，确保前线施工队伍的生活和物资需求得到满足。

在天山公路的建设过程中，杨勇特别注意到工程的质量和进度。他在奎先达坂时亲自到隧道北口查看铁道兵五师的设营情况，并就师部和附近连队的汇报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回到乌鲁木齐后立即组织自治区和军区的相关部门开会，研讨解决方案。

为了进一步加速工程进度并确保施工质量，杨勇与中央协调后，增派了铁道兵六师及铁四师的两个团入疆参与施工。

同时，新疆自治区从已经部署的1.2万名生产建设兵团职工中再抽调5000名基干民兵，加强铁路建设的人手。

1975年，布尔碱至乌斯托段的铁路施工全面铺开，并启动了奎先达坂隧道的工程。奎先达坂隧道由于其工程量巨大，预计需要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计划在上半年派出一个团进行提前施工。

尽管杨勇此时已调往北京参与地铁的建设工作，他对新疆的项目依然保持关注。杨勇曾经引用毛主席对北京地铁工程的指示，希望南疆铁路也能够依据“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方针，确保工程质量，力争在1978年完成通车。

经过解放军官兵的艰苦奋战和牺牲，南疆铁路于1979年成功铺设轨道从吐鲁番至库尔勒，而天山公路则于1984年8月正式通车。

这两条交通线的建成，极大地改变了新疆的交通状况。南疆到北疆的距离由原来需要绕行1000多公里，缩短至562公里，对新疆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幸的是，杨勇于1983年1月6日因病去世，享年70岁。他的遗体安葬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尽管他未能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但他对新疆基础设施的贡献和对国家的忠诚永远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