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临终之际，将儿子叫到身边，对他嘱咐道：“我下葬那天，你不要太过张扬，切记，一定要开枪打死！ 袁世凯于1859年出生于河南的袁家，幼年的袁世凯生活在一个传统且注重教育的环境中。 他的生父袁保中和叔祖袁保庆均是科举出身的士人。 特别是袁保庆，不仅仕途顺利，还在晚年得到了朝廷的特别恩准，被任命为山东济南的知府。 缺乏子嗣的袁保庆决定过继袁世凯为子，希望能有人继承他的家业与功名。 过继后的袁世凯跟随袁保庆到济南，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多数时间都在不同的地方奔波，跟随叔祖四处为官。 在这样的环境中，袁世凯接触到了丰富多样的知识与人物，特别是兵法与武艺，这些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四书五经。 即便如此，袁保庆仍未放弃教育他，希望他能继续家族的文学传统，因此为他聘请了多位老师。 1875年，袁保庆在外任职途中突然染病去世，这对年仅十六岁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打击。 在袁保庆的一位朋友吴长庆的帮助下，袁世凯得以把叔祖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 失去了监护人的袁世凯，生活变得没有了方向，他开始放纵自己，沉溺于武艺的练习，而对科举考试的兴趣日渐消减。 此后不久，家族中另一位长辈袁保恒决定将袁世凯接到北京，亲自管理他的教育。袁世凯在北京虽然表面上恢复了学业，投入到科举的备考中，但连续两次科考的失败，使得他彻底绝望，放弃了传统的科举路线。 吴长庆将袁世凯安置在军营中，他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1882年，清政府派兵援助朝鲜平定军乱时，袁世凯得以随军出征，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赢得了上级的赏识。这一经历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也使他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势力。 随着时代的变迁，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显露，他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政治手腕，在1912年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将自己置于权力的中心，最终成为了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 段芝贵原本只是一个小镇上的当铺雇员，由于家庭原因，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失去了通过传统途径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当铺工作的日子里，段芝贵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不乏赌徒和小贩。由于接触频繁，他不知不觉中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赌博成瘾后，段芝贵很快就背上了沉重的赌债。 为了逃避债务和可能的追债，段芝贵决定离开家乡，投奔远在天津的叔叔段日升。段日升在袁世凯手下任职，有一定的地位。段芝贵机敏地看出了依附于强大人物的利益所在，便开始巴结自己的叔叔，希望能借此接近权力的核心。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段日升患上了皮肤病，脓包长在难以触及的腰部，使得他痛苦不已。段芝贵抓住这个机会，体贴入微地照顾患病的段日升，甚至不惜亲手为叔叔处理伤口。这番行动极大地感动了段日升，使得他对段芝贵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真正将他视为自己的亲人。 得益于段日升的提携，段芝贵终于有机会直接接触袁世凯。在这之后，段芝贵不失时机地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和奉承，尤其是在每次袁世凯外出时，无论风雨无阻，都第一时间出现在袁世凯的视线中，表达敬意。他的这种行为很快就得到了袁世凯的青睐，最终被收为干儿子，从而正式步入了权力的中心。 在深入了解袁世凯的喜好之后，段芝贵开始策划更加大胆的计划。他注意到袁世凯对美女有着特别的偏好，于是开始秘密地为袁世凯搜集和送去各地的美女，以此来巩固自己在袁世凯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方式不仅让袁世凯对段芝贵更加满意，同时也使段芝贵的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升。 早在1914年，段芝贵就开始在袁世凯耳边低语，推动他走上复辟之路。他细心规划，周到布局，从寻找合适的吉日到设计登基仪式的每一个细节，段芝贵都倾注了大量心力。他甚至亲自前往紫禁城，找到了年幼的溥仪，并巧妙地将玉玺秘密转移到袁世凯的掌中，尽管这枚玉玺刻有满文，未能立即使用，但这一行为足以说明他的机敏和效忠。 袁世凯在段芝贵的助力下，于1915年底宣布复辟帝制，自封为皇帝。段芝贵因此获封一等公爵，并被派往东北地区督理政务。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的帝王梦想很快因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对而告终。1916年，袁世凯在群情激愤和国内外压力下被迫退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袁世凯召见了自己的亲信和家人，开始布置后事。他特意召见段芝贵，要求他在自己的葬礼上穿红衣。 其实，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已经看清了段芝贵的真实面目，他的两面三刀和野心勃勃。于是，袁世凯在遗嘱中暗示自己的儿子袁克定，要在葬礼上处决那个身穿红衣的人。葬礼当天，段芝贵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穿上了红衣，袁克定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开枪，不过未能即刻致命。 段芝贵虽然幸存下来，但在北洋军阀的混战中，他的政治生涯并不显赫。他虽通过阿谀逢迎获得一些小职，但晚年却因才能平庸和声誉不佳，逐渐被边缘化。段芝贵的最后几年在天津度过，于50多岁时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