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美国在1991年以后充分享受“和平红利”，所以在军事科技领域几乎是原地踏步，另一方面，中国在1991年深受海湾战争的影响，开始全力发展军事科技三十多年。 1991年恰逢苏联解体，标志着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时代结束。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开始调整其国家战略和军事政策。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和平红利＂的概念，认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机会将更多资源从军事领域转向民用领域。 从数据上看，美国的国防预算从1989年的3000多亿美元逐步下降，到1998年降至约2700亿美元。这种削减虽然在绝对值上不算大幅，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购买力的下降更为明显。克林顿政府积极推动＂军转民＂战略，鼓励军工企业将技术应用于民用市场，这一政策虽然促进了一些军事技术的民用化，但也导致军事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美国国防部在冷战后调整了军事采购计划，许多大型装备更新项目被推迟或缩减规模。以航空母舰为例，冷战时期美国平均每3-4年就会建造一艘新航母，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间，仅有一艘新航母服役。 进入21世纪初，美国军队主力装备的平均服役年限明显延长。B-52轰炸机从最初设计的十年服役期一直延长使用至今，F-15、F-16战斗机的服役时间也远超最初预期。这些装备虽然经过多次升级，但基本设计仍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同时，美国军事研发项目普遍面临预算超支和进度延迟问题。以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为例，其开发周期比原计划延长近十年，成本超支数千亿美元。这种情况在其他大型装备项目中也普遍存在。 GPS系统作为美国军方开发的技术，在冷战后迅速在民用领域获得应用并发展。然而，军用GPS系统的升级却相对滞后。从1978年第一颗GPS卫星发射，到1995年系统全面运行，美国在GPS领域保持着领先优势。但在冷战结束后，GPS系统的军事升级步伐放缓，新一代GPS卫星的发射计划多次推迟。 海湾战争的结束，在全球引起了强烈反响，而对中国的冲击尤为深刻。当时的中国军事专家们密切关注着这场高技术战争的每一个细节，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场战争清晰地展示了信息化战争模式与传统战争的巨大差距，让中国军方深刻认识到，未来战争将是信息主导的战争。 1991年后，中国军队内部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信息化战争的战略讨论和研究。军事学术期刊上出现了大量分析海湾战争的文章，探讨信息技术对现代战争的革命性影响。特别是GPS系统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让中国军事决策层认识到拥有独立自主的导航定位系统的重要性。这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虽然主要强调经济改革，但也间接推动了军事现代化进程。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为国防科技的自主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国防自主创新逐渐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核心理念，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发也由此起步。 1994年，中国正式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这一决定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战略选择。当时的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相关经验和技术积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北斗一号系统的研发过程充满艰辛。由于技术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直到2003年，北斗一号系统才发射了5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开始为中国用户提供定位、短报文通信等基本服务。尽管功能有限，覆盖范围仅限于中国及周边地区，但这已经是中国在导航卫星领域的重要突破。 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试图通过合作加速技术进步。2000年，欧盟提出伽利略导航系统计划后，中国表达了参与的意愿，并于2003年投资2亿欧元加入该项目。这本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但合作却充满波折。2008年，因为各种复杂原因，中国被移出伽利略项目。这一挫折虽然遗憾，却坚定了中国自主发展导航系统的决心。 在伽利略项目合作受挫后，中国全力推进北斗导航系统的自主研发。2012年底，北斗二号系统完成了14颗卫星的发射，开始向亚太地区用户提供更为精确的导航服务。北斗二号系统的成功运行，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区域导航系统的关键技术。 北斗三号系统则是中国导航卫星技术的质的飞跃。从2018年底开始，北斗三号系统基本建设完成，具备向全球提供服务的能力。原计划在2020年全面建成的北斗三号系统，在中国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从北斗二号到北斗三号，中国总共发射了55颗导航卫星，构建了完整的全球导航系统。 中国航天人才培养体系在北斗系统快速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建立了完善的航天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与多所重点大学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这些机构培养了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航天专业人才，为北斗系统的研发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正是这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使中国用26年就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40年才能实现的导航系统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