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通常把临帖笼统说成“临摹”，实际上“临”与“摹”是两种不同的学习古人碑帖的方法。临，是拿纸在碑帖旁边，观看字的形势笔画来学写，好象“临渊”的“临”，所以叫做“临”；摹，是拿薄纸蒙在碑帖上，随着字的大小粗细而把它撮下来，好象摹画的摹，所以叫做“摹”。
摹，还有一种办法，是用较厚的纸蒙在碑帖上，映在明亮的窗户上（现在可以映在窗户玻璃上）而摹撮下来。这种摹法，古人叫做“响搨”。“临”与“摹”，古人分得很清楚，正因为“临”与“摹”学习的效果是不同的。姜夔《续书谱》说：“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学习古人碑帖，我们不主张多用摹的方法。摹书，好比鹦鹉学话，“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摹，可以说是“得其所书，而不得其所以书”。摹，最不容易“经意”，不能领悟所致之由。临则不然，临时注意力是要集中的。否则，最低限度是所临的字不似原帖。我们在这里强调“临”。
“临”与“观”的关系，“观”应该在“临”之前。“观”，入于眼；“临”，出于手。唐太宗说：“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运笔之理，然后可以摹临。”谛观为摹临作准备，谛观是熟悉的过程，摹临是实践。学习书法，要把临看做是打基础，临的次数多一些，临的范围广一些，那么，基础就可以打得深厚一些。临要眼准手巧，眼之所得而能尽出于手，才能称之为善临者。
如果把临比做画画儿，它不是画像，求其毕肖；它倒有点类似速写，摄取精神。-当然，临是不要求速度的，即使是临到最熟的程度，也不会书写太快，相反，临有时运笔很慢。
临的第一个要求是勤。历史上临帖做到勤的人颇不乏人，据《松江志》的记载，明董其昌“少好书画，临摹真迹，至忘寝食”。清何绍基学书，临摹之勤，在有清一代恐怕要算第一个人。他以学颜真卿为主，但是也兼学。早年仿北魏，以后才学颜书的。《清稗类钞》说他学颜，“悬腕作藏锋书，日课五百字，大如碗。横及篆隶。晚更好摹率更”。杨守敬说他“隶书学张迁，几逾百本。论者知子贞之书，纯以天分为事，不知其勤笔有如此也”。向燊说他“每碑临摹至百通或数十通，虽舟车旅舍，未尝偶间，至老尤勤”。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正好是一少一老，少者废寝忘食，老者从未偶间，两人都致力于一个勤字上。临写必须勤。读一部专著，要求通读；临一本碑帖，要求通临。有人临帖，挑选自己认为好的字、或是自己喜爱的字来写，写了也写得不多，甚至写了两遍便觉得熟了，腻了，这样，不但一个字学不好，而且通篇的精神更无从领悟。何氏每临一碑，多至百通不厌，他一定是在勤中尝到甜头的。
把碑帖放在面前，一个字一个字地临写，这可以叫做“面临”；离开丁碑帖，头脑里还保留了某帖某碑的某字形象，拿起笔来就可以写得很象，这叫做“背临”，或叫做“默临”，如同背书、默写一样。据说赵孟顺曾经背临过十三家的字，取出原作对照，没有丝毫不似之处。我们学写字，有时用手指头画空中，或在手掌里画，这样精神集中，也能学好一种字体。古人就有过这类事例。这也可以叫做“背临”。
但是，临不能到“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的地步，昏迷失去了临的主动力。临最容易陷入被动地位，跟着古人亦步亦趋，让古人牵着鼻子走，这样必然临死了。唐李邕说得好，“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这对死临的人是一个警告。我们再重复说一句，学书的人要把临看做是打基础，名碑古帖不过是我们打基础的“箕”与“裘”。
临要勤，因为临不能在短时间奏效。我们可以把临分为几个阶段来谈。
第一阶段是：一、真赝无别，二、学甲而似乙。
一、所谓“真赝无别”，真，指的是古人原作或碑帖；赝，指的是临者所临写的字。据说宋代米芾最善临摹，他曾向人借来古人书画，临摹完了，把真赝两种送给物主去挑选，竟使物主不能辨别哪个是真的，哪个是赝品。我们强调真赝无别的意思，是要求临者开始临时要象原作，越象越好，能以假乱真，基础结实了。
二、所谓“学甲而似乙”，从“面临”的角度来看，与原作距离较远了，甲不是乙，而为什么似乙呢？这是乙与甲之间必有共同基础的缘故，乙是由甲出来的。我们临写，出现了这类现象，应该承认取得了成绩，因为我们所临写的字中已经有了甲的基础中的一部分。古人学书，曾经有过这种事例。黄山谷说苏东坡少年时学习《兰亭》，所以苏字的姿媚象徐季海。等到他喝多了酒而放荡不羁的时候，忘记了追求字的工拙，写出来的字特别瘦劲又象柳诚悬。到了中年，苏东坡喜欢学颜鲁公和杨风子，但“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苏学《兰亭》，为什么一时象徐，一时又象柳？徐、柳、颜、杨、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基础-二王。
第二阶段是：专注一端，以究其难。
《荀子·大略篇》有“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两句，我们把它用到学习书法的方面来也颇合适。我们初次接触一部帖，对它很生疏，比如说，它的运笔之理不是一见马上就能了解的，其中的难点不少，于是要反复推敲，多次执笔实践，在书写实践中逐步会穷根究底，为我所用。这才是善学善临。一帖之中有难点，此帖与彼帖的难点也不一样，难点往往是它们的各自特点，临摹时可以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先分临而后合用，最后，都来笔下，左右逢源了。有人认为清代何绍基所临诸碑，没有一通与原碑完全相似的，何是以已法临古。殊不知何氏临写最勤，他最善于抓住一碑的特点--对他来说，可能是难点，十通百通地临摹下来。把特点分开来学，“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这种专注于一端的临摹碑帖的方法，仍然可以说是打基础。打基础，是要“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的。
第三阶段是：“专工”与“博涉”。
学习书法，开始时应该要求专工，逐渐博涉。专临某一家，即使学得很好，但终究是追随人后，不能超过。学一家字，达到精熟的程度，也不过当了一个智永和尚。智永全守逸少家法，平淡无奇。因此，专工虽然承认它“工”，但这" 工不是高水平，还要进一步用博涉把它解脱出来。如果“专工”指的是立宗开派、独树一帜的，那不属于“临”的范围。孙过庭在《书谱》里指出“专工小劣，博涉多优”，专工与博涉有优劣之分，这种说法用到临摹方面也是可通的。我们还要明确指出：没有专工，不能博涉。博涉要以专工为起点，再迈入“第二个专工”-别开蹊径。这是“临”的昇华。
第四阶段是：“刻意求工”与“贵在神似”。
专工是“工”，博涉也要“工”，对“专工”说来，博涉是“多工”。我们对“临”的一个总的要求是一个“工”字。前面说过，临时要精神集中，我们在这里提出“刻意求工”，“刻意”有“精神集中”的意思。临时，一笔一画都不能马虎，写出来，经得起与原碑帖对照，经得起细细分析。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是从“解”的观点来看待牛的。当他看见有“难为”之处，他很懂得“动刀甚微”，然后才能顺利地“傑然已解，如土委地”。我们临写时，从“临”的角度来看待字，也应该有“目无全字”的分析观点，遇到“难为”（即上文所说的“难点”）处，更应该“动笔甚微”。“甚微”是受“刻意”所指使的举动。当然，写字与解牛还是有区别的。解牛，目的是“解”；临帖，则先由“解”而终归于“全”。艺术上的“全”是整个作品的调和统一的美，所以临帖首先提出要“刻意求工”。“凡学书，须求工于一笔之内，使一笔之内，棱侧起伏，书法具备，而后逐笔求工，则一字俱工；一字既工，则一行俱工；一行既工，则全篇皆工矣，断不可凑合成字”。临是既要求工，又要求全的。“工”与“全”分，“工”，包括字工、行工、篇工；“工”与“全”合，“全”则在“工”之中，所以说“工”是“临”的总要求。
“工”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工。既是相对，就有高低之分。临帖，形似是工，神似也是工。形似与神似相比，形似易，神似难。董其昌有一段话：“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相其耳目手足，是求形似；观其笑语精神，是求神似。董氏用目击道存的哲理说明神似之高第。
专注一端，“一端”往往是“神”之所在处。唐太宗谈他临写的经验，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骨力”属于“神”，抓住了神似，而形似也能随之解决了。临，先注一端，渐及他端，最后则能得“全神”。前面讲的何绍基临摹方法，就是他向着追求得全神方面的努力。古人临帖，强调贵在神似。“神似”是临帖达到“似且不似、不似而似”的阶段。神，固然难以琢磨，但也不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东西。比如说，苏东坡的字以“丰腴”著称，有的书评家说他用墨过丰，殊不知东坡学平原之“神”表现在一个“丰”字上，苏得颜之一端，并出以新貌，自有风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