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元宵节,刘青山张子善伏法!行刑前张子善说:照个相吧!

富足豆浆油条 2024-11-23 19:53:02

1952年元宵节,刘青山张子善伏法!行刑前张子善说:照个相吧!

一个寒冷的元宵节早晨,保定体育场上挤满了两万多名群众。这一天,他们不是来看花灯猜灯谜的,而是来见证一场震惊全国的公审大会。在这个本该张灯结彩、其乐融融的节日里,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却要在这里接受最后的审判。临行前,其中一位淡然地说了句:"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却道出了怎样的人生起伏?这两位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干部,又是如何从革命功臣沦为阶下囚的?

从功臣到阶下囚

1931年,冀中平原一带,日伪军的"清剿"让这片土地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一名16岁的青年在高蠡暴动中被俘,眼看着18名战友被铡刀处死,轮到他时,敌人见他年纪太小,才侥幸逃过一劫。这个青年就是刘青山,经此劫难后,他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冀中平原的另一边,一位留着山羊胡的年轻教师正带领着学生们开展抗日活动。这就是比刘青山大两岁的张子善,1933年,他放下教鞭,加入革命队伍,成为党的一员。

抗战时期,刘青山在河北担任县组织部长期间,成功策反了多名伪军,建立了地下情报网。他的战功如此显著,日伪军甚至悬赏1500大洋要他的人头。而张子善则在冀中十分区担任书记,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平津战役中,刘青山、张子善分别带领部队参与了对天津的围城战役。他们亲眼见证了这座北方重镇的解放,也在这里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

1949年8月,在天津杨柳青镇,一场重要会议正在召开。33岁的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35岁的张子善出任专署专员。当时的与会者们都说,这两位年轻有为的干部,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就在这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里,命运的转折悄然发生。1950年春节前夕,刘青山搬进了天津市区一处豪华的公馆。这座两层小楼曾是一个汉奸的住所,朱漆大门,雕花围栏,在当时可谓气派非凡。

与此同时,张子善也在天津城里安了家。每逢周末,他都要驱车去天津老城,那里有最好的绸缎庄和首饰铺。据当时的同事回忆,张子善特别爱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支金笔,腕上戴着进口手表,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1950年春,在一次地委会议上,刘青山拍着桌子说:"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现在胜利了,该享受享受了!"这番话传开后,在机关干部中引起不小的震动。

而张子善则经常出入天津的高档饭店。他特别喜欢和一些工商界人士吃饭,每次都要了一个包间,点上最好的菜。服务员们都知道,只要是张专员来了,必定要准备最好的酒水。

就这样,两位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在这座繁华都市的诱惑下,逐渐迷失了方向。他们或许从未想过,短短一年多后,自己将从权力的顶峰跌入万丈深渊。在那个寒冷的元宵节,两个曾为革命流血的汉子,将以另一种方式载入史册。

1951年深秋,一封举报信送到了河北省委,掀开了这个惊天大案的序幕...

权力诱惑中的沉沦

1950年的天津,一场特大暴雨让海河沿岸的百姓遭受了严重灾害。国家拨付了大量救灾款和救灾粮,刘青山和张子善却在这场灾难中看到了"机会"。

一天早上,天津专署会计科的同志发现账目有异常。他们发现一笔40万斤的救灾粮食被转移到了一个叫"机关生产组"的账上。这个"机关生产组"表面上是专署下属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却成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中饱私囊的工具。

就在救灾最紧急的时候,刘青山却跟秘书说:"给香港那边打个电话,问问那两辆小轿车什么时候到?"没过多久,两辆崭新的进口轿车就停在了专署大院里。一辆归了刘青山自己,另一辆则作为"礼物"送了出去。

当时的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木材生意特别兴旺。张子善看准了这一点,开始打起了木材的主意。他让手下人冒充解放军的名义,用救灾款从东北购进了4000立方米的木材。这些木材运到天津后,被他们高价倒卖给当地的资本家。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刘青山竟然染上了毒瘾。在一次机关干部会议上,有人闻到了鸦片的味道,循着味道找去,竟然发现是从刘青山办公室传出来的。面对质疑,刘青山却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现在胜利了,我就想享受享受。"

张子善知道刘青山有这个"爱好"后,就让手下从缴获的违禁品中挑选上等鸦片,专门送去讨好刘青山。就这样,两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包庇的利益同盟。

1950年的一天,天津专署财务科的一位老会计发现,防汛水利专款短少了30亿元(旧币)。他战战兢兢地向领导汇报这个情况,没想到这笔钱竟然被移作他用了。后来经查,其中20亿元被用来搞所谓的"机关企业",实际上是刘张二人用来倒卖物资的资金。

他们还打起了银行的主意。以修建工程为名,从银行骗取贷款60亿元(旧币)。这些钱到了他们手里,不是用来倒卖物资,就是被中饱私囊。

到了1951年初,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竟然把49亿元(旧币)交给奸商,用来倒卖钢材。这些本该用于国家建设的钢材,被他们高价卖给私营企业,最终造成了14亿元的国家损失。

刘青山和张子善还打起了救济款的主意。他们克扣了14000万元的干部家属救济粮款,扣下了54330万元的机场民工补助粮款。甚至连修建海河的民工粮款都不放过,从中渔利了22亿元。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灾民的苦难,是国家建设的损失,更是两个革命干部的彻底堕落。当权力和金钱的双重诱惑降临时,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竟然迷失在了这片他们用热血换来的新天地里。

1951年夏天,一份关于天津地区倒卖木材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上级领导的案头...

惊人的社会影响

195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天津地委倒卖木材案的报道,这则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当时正在参加市政府会议的一位老干部回忆说:"那天的会议室里特别安静,大家都在传看这份报纸。有些老同志的手都在发抖,因为谁也没想到,刘青山和张子善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天津市第一茶馆,一位常年摆摊的老茶客说:"那几天,茶馆里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刘书记家的两辆小轿车是从香港买来的,花了多少多少钱;还有人说张专员在城里置办了三处房产..."

在河北省内,这件事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一位当时在保定市政府工作的老干部回忆:"全省各地都派人来向省里了解情况。有的是派干部来,有的是写信来问,甚至还有从北京、天津赶来的记者。"

这起案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当时在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一位外国记者专程从上海赶到天津,想要深入了解这个震惊中国的贪腐大案。

在社会各界的反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干部群体的态度。一些与刘青山、张子善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他们纷纷给上级写信,为两人求情。

一位曾在冀中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刘青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带领我们打游击,和敌人周旋。那时候他过的是什么日子?草鞋破了,用草绳子缠着;饿了,就啃几个红薯充饥。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贪污犯呢?"

而在天津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中,则流传着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开明"的干部,懂得"照顾"生意人的难处。这种说法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暴露出一些干部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上的思想偏差。

1951年10月,一场特别的座谈会在天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机关干部、工人代表和市民代表。会上,一位老工人激动地说:"解放后,我们盼着的是过上新日子,可没想到有些当官的,竟然和那些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这件事很快成为全国机关单位的一堂"活教材"。各地纷纷组织干部学习讨论,要求大家引以为戒。一些年轻干部说:"看到这个案子,才知道革命胜利后的考验有多严峻。"

1951年11月,中央派出专门调查组进驻天津。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回忆说:"当时,几乎所有的群众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有的还主动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

就在社会各界纷纷关注这个案件时,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传来:天津市副专员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更多的问题...

内部争议与决策

1951年11月29日,一场特殊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们面前,摆着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来龙去脉。

"这两个同志都是老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立过大功,现在究竟该如何处理?"一位领导同志提出了这个关键问题。

会议室里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同志提出,考虑到两人的革命功劳,可以从轻处理;有的同志则坚持,必须严惩不贷,以正党纪国法。

当时的天津市长黄敬专门托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刘青山、张子善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同志。建议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就在各方意见不一的时候,华北局向中央提交了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建议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处以死刑,或可考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建议在党内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一些老同志认为,新中国成立才两年,处决两个老革命干部会不会影响军心?还有同志提出,两人虽然犯了错,但并没有反革命行为,是不是可以从宽处理?

12月初的一天,一位中央工作人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材料。这是刘青山在狱中写的检讨书:"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可以拿我当典型来处理。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太大了,死有余辜。"

这份检讨书很快被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一位领导同志看后说:"刘青山倒是看得很清楚。这个案子不仅是惩治个人,更是要教育全党。"

195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个案件。会上,有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越是级别高的干部犯了错,越要从严处理。这样才能让全党都警醒起来。"

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到了延安时期的一个案例:当时一个县级干部因贪污被处决,对全党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现在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比那个案子严重得多,影响也更大。

经过反复权衡,中央最终作出决定: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同时,为了照顾他们的家属,特别规定了几条人性化的处理原则。

这个决定很快通过各种渠道在党内传达。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

1952年2月9日,在河北省公安厅临时看守所,工作人员向刘青山、张子善宣读了开除党籍和死刑判决。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历史意义与启示

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审判结束后,这个案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深刻的反腐教育运动。1952年春节过后,各地纷纷召开干部大会,专门学习这个案件。

在天津市委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一位老干部站起来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对贪污分子如此严厉的处理。这说明新中国对腐败问题绝不姑息。"

这个案件的处理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反腐政策制定。1952年3月,中央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对贪污腐败问题进行专项治理。文件中特别提到:"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河北省,刘青山、张子善案促使当地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反腐机制。一位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干部回忆说:"我们专门成立了监察组,每个县都派驻了监察员,重点监督干部的经济问题。"

这个案件还推动了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进步。1952年下半年,财政部门开始推行新的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各单位建立严格的账目审核制度。一位老会计说:"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检查几遍账目,生怕出现问题。"

在基层,这个案件的影响更为深远。天津市一个区的干部说:"以前有些同志认为小金额的贪污不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贪污就是贪污,不管多少钱都不行。"

这个案件也成为了干部培训的重要教材。在中央党校,专门开设了廉政建设课程,其中就有刘青山、张子善案的专题讲座。一位老教师说:"这个案例最有说服力,因为它告诉我们,功劳再大也不能成为贪污的挡箭牌。"

在军队系统,这个案件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位老军官回忆:"当时我们部队专门组织学习这个案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写心得体会。"

这个案件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经济领域。一些私营企业主说:"以前有些人总想走关系、送礼物,现在大家都不敢了,都按规矩来做生意。"

1953年初,中央在总结这个案件时提出:"要把惩治腐败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来抓。"这个要求很快被落实到各个层面。

在基层政府,建立起了群众举报制度。天津市的一位老干部说:"那时候,群众发现干部有问题,可以直接向纪检部门反映。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案件还推动了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一位参与相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从这个案件后,各级党委都建立了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形成了一整套监督体系。"

到了1954年,当年参与审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一位法官说:"这个案件不仅仅是惩处了两个贪污分子,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在新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1955年春节前夕,天津市委召开年终总结会,一位老同志感慨地说:"现在回头看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处理,我们更能理解当初这个决定的重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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