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哲宗赵煦初年的元祐更化中，旧党官员独霸朝廷，废除新法，恢复到了王安石变法之前的状态，让宋朝政治出现了极度动荡的形势。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争夺派系利益，除了旧党与新党的党争外，旧党内部也掀起了政治斗争，被分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派。这三派的首脑在朝廷中人望颇高，有着领袖群臣的姿态。有趣的是，作为洛党首领的程颐居然连进士都不是。他作为皇帝宋哲宗的老师被宰相司马光推荐入宫，担任崇政殿说书，是旧党领袖中唯一非进士出身的官员。那么问题来了，程颐科举上一无所成，为什么能成为帝师呢？

程颐在中国历史上名气很大，与哥哥程颢并称“二程”，是程朱理学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小学课本中有个典故叫做程门立雪，这个程门指的就是程颐的家门口。然而在宋哲宗元祐初年，程颐并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实际上是连进士都没考上的教书先生。程颐是官宦世家出身，高祖程羽是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的三司使。他的祖父程遹当过吏部尚书，父亲程珦历知龚、凤、磁、汉诸州，后来官至上柱国。因为出身于官宦世家，所以程颐从生下来就享受官家子弟的待遇，在科举和选材方面比别的学生有更大的优势。

他小时候拜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为师，后来又跟随主管太学的大臣胡瑗，在当时学术界留下诺大的名声。但程颐的科举之路不太顺，在嘉祐四年的科举中落榜，此后便没有再考，与哥哥程颢隐居嵩山教书。本来程颐可以靠父亲的庇佑，走后门当官，但他潜心讲学放弃了这条路，以处“世士”的身份招收了大量的学生。随着他讲学的名气越来越大，还惊动了朝廷的枢密使文彦博，于是朝廷专门拨款在洛阳修建了书院，取名为“伊皋书院”。于是程颐在洛阳讲学二十年，与洛阳士大夫文官建立深厚关系，为后来成为洛党之首奠定了基础。

在宋神宗时期的新旧党争中，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失势，被外放到洛阳。司马光在洛阳修撰了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也组建了一个旧党的会社组织叫做洛阳耆英会。在这个旧党组织中，不少都是被贬的旧党朝廷大员，除了司马光本人外，前宰相富弼、文彦博也在其中。这个组织多次聚会，早期只有朝廷旧党官员，后来甚至有温和派的新党官员，如大名鼎鼎的沈括。除了司马光外，文彦博等人也组织了类似的聚会，在洛阳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力。程颐的书院是文彦博支持起来的，又与司马光交好，所以也多次参与其中。

宋神宗英年早逝后，宋哲宗赵煦即位。由于他即位时年仅九岁，无法主掌朝廷政务，所以由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高滔滔是旧党官员的总后台，她上台后大肆起复旧党官员，于是司马光、文彦博先后回到朝廷掌握大权。司马光当上宰相后，考虑到年仅九岁的赵煦需要专人教育，便上书推荐了程颐。一开始程颐没有接受，第二年才进京担任崇政殿说书。由于他担任帝师的官职，所以在民间的影响力更大了，成为了士大夫子弟拜师的首选。程颐在后世作为理学宗师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与当过帝师的经历密不可分的。

程颐能当上帝师，这与司马光、文彦博等旧党领袖的推荐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这些朝廷重臣的推荐，以程颐多次科举失败的经历，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中枢。崇政殿说书虽然不是执政官，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对皇帝的政治意志影响极大。尤其是当时宋哲宗赵煦正处于学习期，需要接受各方面知识的事后，程颐出现在他的身边，对其亲政后的政策倾向性具有极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司马光和文彦博等人推举程颐当帝师，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对赵煦的教育问题关心，更多的可能是新旧党争的需要。

在王安石变法的改革中，有一项虽然没有差役法、青苗法等反对呼声那么高，但对宋朝及其后来的朝代影响是最大的，这就是关于科举制度的改革。我国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是在唐朝基本完备的，但那时候的科举比较繁琐，需要进行十二个类别的考试。这其中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它们内容繁杂，专业性强，给考生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宋朝建立后继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但也进行小规模的修改。宋朝的科举侧重于进士，考题侧重于诗赋，已经运行了上百年了。

王安石认为这些考试太繁杂，很多科目比较虚妄，实用价值不高，所以对其进行了精简。他先废除了明经科，击中进行进士科，后来又增加了明法科考试。考试的内容也是官家法定，就是王安石主导的《三经新义》，包括《周官新义》、《毛诗义》《尚书义》。王安石是宋朝有名的经义大师，在他的主导下科举成为重经义，轻诗赋的实用主义学科。因此他也在科举中废除了殿试中的诗、赋、论三题，而改成了时务策论。王安石这么一大改科举制度，让旧党非常不满，但多次想要废除这个制度，都没有成功。

旧党官员门抨击王安石是实用主义，因此司马光一上台就想废除这个新法。但他却首先遭到了来自于内部的阻力，其中以范纯仁和刘挚最为反对。范纯仁认为新法执行了十几年，当时的儒生从小都是从学《三经新义》开始的，如果临时变更了内容，考试根本没法进行。刘挚虽然是旧党，却非常推崇《三经新义》，认为“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司马光长于史学，却短于经义，所以这方面辩不赢他们，只能暂时偃旗息鼓。而他将程颐推荐给赵煦做老师，就是在这个关于科举制度新法的争论之时。

司马光的目的很直接，只要皇帝赵煦是接受旧学长大的，以后必然会反对新学。而程颐正好是当时旧学的代表，他所倡导的周敦颐理学，实际上就是旧学的衍生。二程和张载是王安石之后宋朝对经义最为精通的大儒，司马光以程颐作为帝师，明显打着以旧换新的主意。而且用这种方式教育赵煦，赵煦亲政后必然排斥新法，这样他们废除新法的事情才能保持下去。如果赵煦在新学的环境中长大，他亲政后难保不出现反转，让新党死灰复燃。司马光和文彦博非常重视程颐的帝师，实际上是为旧党长期统治宋朝朝廷提前打基础。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司马光这招简直就是釜底抽薪，如果长期执行能够短了王安石新学的传承。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死后朝廷的形势出现了大反转。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出现分裂内讧，并且一分为三。除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还在坚持旧学外，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刘挚为首的朔党都对旧学不以为然。由于王安石和宋神宗变法打了十多年的基础，新学在民间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程颐本从皇帝开始推行的理学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不但赵煦本人不接受，就连朝廷中的旧党反对者也不少，迫使他最终辞职下野。

从史书记载来看，司马光推荐程颐当帝师，在政治斗争的角度是非常深谋远虑的一招妙棋，是能够对覆灭新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然而他安排下事情不久就去世了，这也造成了后续的措施没法跟上。而旧党内部对于如何废除新法本就存在极大的争执，司马光在世时还能以权压人，但他的继承者吕公著却没有此能力。而程颐又是教书先生出身，不但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就连正常的做官经验都缺乏，根本无法在新旧党争中生存。因此程颐能够明哲保身辞职下野已经很不容易了，想让他用旧学挖断新党的学术根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