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基层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安全的重要职责，是建设“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的基础支撑力量。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深入推进，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各种矛盾集中显现，现有维稳体制难以有效应对层次多样、复杂交织的利益诉求，因信访引发的涉稳事件日益频繁。公安机关在属地党委政府的指令下承担维稳职责，需直接应对信访群体或个人，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与保障民众权益间取得平衡成为一大现实挑战。 《信访工作条例》确立了属地管理的信访工作原则，意在明确属地政府的责任，防止推诿，但实际运行中，属地管理被误解为户籍地管理，信访处理过程中引发了多方矛盾。信访人希望上级部门关注并促使事发地解决其诉求，但现实中，事发地往往不负责接访，转而由户籍地政府主导，信访人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实质解决，进而对户籍地政府产生抵触情绪。户籍地政府则因考核制度压力，往往采取维稳措施，对信访人进行管控，动用行政甚至刑事手段限制信访活动，或通过无条件安抚避免越级信访。与之相对，事发地政府则因属地管理原则，易产生懈怠、推诿，甚至消极不作为。 上级考核高度依赖“工作留痕作”为奖惩依据，在公安信访维稳工作中尤为突出。基层工作过度强调“工作留痕”，层层加码索要留痕资料，将痕迹管理演变为“痕迹主义”，无疑大大增加了基层负担。基层派出所为应对上级检查督察，需耗费大量精力充实台账，真正解决信访问题的时间精力被挤占。在对信访人员的稳控过程中，也要求详尽记录，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负担。基层疲于应付检查，在警力和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难以深入分析信访群众的实际需求，致使他们的救济诉求未能得到有效回应甚至被忽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白白耗费基层民警大量时间精力，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 考核评价机制本应在激励和约束公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压力型维稳体制下，“一票否决”机制将维稳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最终导致行为异化。地方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以信访总量、赴省进京越级信访等数量指标为主要考核依据，为实现辖区短期内的“表面稳定”，往往采取拖延处理、物质安抚、施压逼迫等手段，对信访人员进行控制，努力实现“息访罢诉”的考核目标。以控制信访为导向的考核机制，使得基层公安的基础性职能，即对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工作逐渐被弱化，转而消极应对各类不断涌现的抗争事件，民众的正当诉求常被忽视或压制，积累成社会矛盾的“堰塞湖”。 在严格的问责考核机制下，地方党委政府倾向于通过公安快速处理信访维稳中的“问题”。例如，对重点信访人员的身份和活动信息进行监控；对失控的信访人员进行技术追踪；依赖公安的强制措施进行压制。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指令与行政干预下被迫采取强制手段，以对非法信访行为进行打击控制，成为实现维稳最直接的手段。然而，信访人员寻求解决权利诉求，选择非法信访时也预见了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公安的强制打击不仅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反而加深了信访人员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使矛盾直接转向公安机关，形成了“压制越强，反弹越大”的困境，信访维稳工作陷入恶性循环。 由于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现行国务院《信访工作条例》和公安部《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的效力较弱，公安机关在信访维稳中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信访维稳工作，主要依赖强制手段，但现有法律依据有限，只有在非法信访行为涉及扰乱秩序时才能处罚，而很多信访行为并未触及严重的法律后果，公安机关在维稳中常常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同时，由于迫于党委政府“不合理”的要求，公安机关在信访工作中容易产生“异化”行为。尽管信访制度存废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倾向于在现有制度上完善法律体系，以便更好地规范公安行为，保障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 社会综合治理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模式，借鉴“枫桥经验”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信访维稳实践中效果有限，主要原因在于治理体系不健全。从主体角度看，政府部门过度依赖公安强制力，弱化了应由行政职能部门进行矛盾化解或司法救济，致使矛盾升级为信访事件。基层信访维稳的问题源于群众的抗争与政府“摆平”角色之间的博弈，而传统的控制型社会管理模式忽视了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行业协会、工会等社会主体也未能在调解或维护利益中发挥作用。此外，村民自治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承受了过多行政任务，难以有效引导群众依法解决纠纷，造成矛盾最终演变成信访事件。